如果能把深加工環節做大做強，讓糧食供需在更高的水平上平衡，就相當于把口糧需求“儲藏”于產業鏈上，為糧食安全留了一個很好的緩沖帶。

　　當前，我國玉米去庫存的任務艱巨。2013~2015年，國家累計收購的玉米量達到2.25億噸，2017年拍賣成交量雖然超過5000萬噸，但仍有近1.8億噸臨儲玉米有待消化，占我國玉米年消費量的90%。這么巨量的庫存怎么去，考驗著糧食人的智慧。

　　內外夾擊玉米深加工去庫存陷兩難

　　去庫存*省事的做法無疑是降價銷售。當價格低到一定程度，市場其實是不會有滯銷一說的。但此路明顯不通。國家建立儲備糧的主要目的是平抑市場，確保糧食安全。如果大量、低價拋售玉米庫存，對市場的打壓非常大，違背了初衷，也擾亂了市場。不要說大幅降低價格了，就連政策性玉米競價銷售底價的小幅調整，國家都是慎之又慎。所以，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么轉向出口呢？大量出口玉米，既實現了去庫存，又能*限度地減少對國內市場的沖擊，本是個兩全之策。2017年1~10月，我國玉米出口7.8萬噸，而2016年僅為0.4萬噸，增幅不可謂不大。但寄希望于出口去庫存，難度還是很大。一方面，我國玉米的價格和美國、巴西相比仍不具競爭力。這些國家的玉米生產都是以規模化和轉基因種植為主，從根本上決定了成本上的優勢。2016年國家取消臨儲政策后，國內玉米價格逐漸與市場

　　接軌，當前價格與美國玉米到港價接近，有效抵御了部分進口。但要出口，就要與他國離岸價（FOB價）相比。根據國際谷物協會的數據，近一年來，美國、阿根廷和巴西三號黃玉米的FOB平均報價分別為164、164.5和168.5美元/噸，分別折合人民幣1090.6、1093.9和1120.5元/噸。而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2017年1~10月，我國玉米出口單價是1629元/噸，兩者差價仍超過500元/噸。另一方面，當前的國際貿易環境更加嚴苛。2015年12月在肯尼亞舉行的WTO第十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內羅畢部長宣言》，世貿成員更*承諾全面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顯然，此路也不怎么通。

　　告別舊模式建立“藏糧于業”長效機制

　　玉米深加工是去庫存的*后一道板斧，只不過，每次我們都把它當做一個應急的調控工具，無一例外地陷入“供過于求—國家給予補貼刺激深加工需求—刺激過度—供需格局反轉—供不應求—叫停補貼收緊政策—產能過剩”的循環中。供給過剩的問題是解決了，但創造了新的產能過剩。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建立一個長效機制，真正把玉米深加工發展起來，實現“藏糧于業”。所謂“藏糧于業”，就是通過深加工行業強大的“兼容”特性來提高糧食供需的彈性，通過建立長期、穩定、可控的加工轉化調節渠道，促進糧食供求平衡，形成糧食生產和消費良性循環發展的局面。相對而言，

　　口糧的供需彈性較小，若僅實現基本層面的供需平衡，一旦有較大的波動，很容易出現問題。如果能把深加工環節做大做強，讓糧食供需在更高的水平上平衡，這就相當于把口糧需求“儲藏”于產業鏈上，為糧食安全留了一個很好的緩沖帶。

　　優化行業環境和科學儲備體系雙管齊下促行業升級

　　玉米深加工行業必須發展起來，才有“業”可“藏”。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國玉米深加工很多產品的產量和市場份額都位居全球前列，但同質化問題嚴重，初級和中級產品市場趨于飽和，高附加值和差異化產品卻供不應求，這種結構性的供需矛盾正是我國玉米深加工行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處。要促進行業升級，實現均衡發展，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一是營造良好的行業環境，確保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這些年來，國家對玉米很費心，補貼也不少。光是保有巨量的玉米臨儲就消耗著大量收購、保管和利息費用，每噸庫存成本在250元左右。照此計算，1.8億噸玉米需要付出的庫存成本費高達450億元。加上為解決“賣糧難”和去庫存而不時出臺的運費補貼、加工企業補貼等，財政支出規模龐大。但這些都是通過政策需求來刺激市場，使得整個行業過多于依附政策。也因此，導致玉米深加工行業“野蠻生長”，市場不敢做長線投資，但容易形成投機傾向，行業也就無法真正得到穩定長久發展。

　　因此，我們需要把玉米深加工行業的補貼重心從單純的“刺激需求”轉變為“營造環境”上。《糧食行業“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構建糧食行業信用體系、實施糧食大數據戰略以及以科技為糧食生產的*生產力。構建行業信用體系，有助于建立“懲惡揚善”的機制，為行業樹立風清氣正的經營氛圍；打造大數據平臺，為糧食行業呈現“全景圖”，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為政府調控和企業決策提供科學參考；充分發揮科技*生產力和創新*驅動力的作用，有助于引領產業升級，服務社會民生，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糧食產業經濟發展提供堅強支撐。可以說，“信用”“數據”和“科技”都是新型農業現代化競爭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也是形成好的行業環境所必不可少的。財政補貼應該主要流向這些領域。而且，這類型的補貼屬于“綠箱”措施，受到WTO的鼓勵。二是構建科學的儲備制度作為后盾。我們提倡“藏糧于業”，并不意味著儲備不重要。儲備是糧食安全的基石，是糧食產業和市場堅實的后盾，國家只有在儲備方面放心了，才能放手搞市場。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在儲備總量充足的基礎上，須切實提高結構安全。當前，政府儲備糧大部分為普通糧、口糧儲備，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有必要提高儲備糧中的優質糧、飼用糧儲備比例，確保儲備糧適銷對路，達到更好的宏觀調控效果。而通過更科學合理的儲備安排，又可以反過來盤活整個產業，為“藏糧于業”提供支撐。一方面，要適當提高優質糧儲備比例，讓政策性儲備與市場化需求相銜接，從而提高儲備糧的使用效率，降低財政負擔。同時，通過調整儲備結構，改變需求導向，進而引導生產結構的升級。生產是以需求為導向的，而政策收儲正是國內糧食市場一股很強的需求力量。優質糧的需求多了，供給端自然會優化升級。另一方面，適當提高飼料糧儲備比例。居民膳食結構的升級決定了糧食消費結構的變化，口糧和非口糧需求（肉禽蛋奶等）呈現此消彼長之勢。而相對于直接儲備肉禽蛋奶，儲備能夠轉化為這類食品的飼料糧顯然成本更低。玉米富含多種牲畜、家禽生長必需的營養物質，是*重要的飼料原糧，實際上70%以上的玉米也是飼用的。而且，玉米可以直接食用轉化為口糧，還可制成淀粉、粉條、糖等。當前僅中央級儲備糧有一定的玉米儲備，地方儲備比例較少。由于飼料糧和口糧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增加玉米儲備比例的同時，可以酌情減少口糧的儲備。

　　利用口糧退出的耕地種植玉米開辟深加工糧源新路徑

　　有人要問，玉米深加工行業發展起來了，庫存是去掉了，但糧源怎么保證？會不會導致與人爭地，與人爭糧？這個問題正好可以與現階段口糧（即小麥和稻谷）*收購價政策的改革結合起來考慮。改革之后，小麥和稻谷價格失去了剛性的支撐，種植面積自然會減少，富余出部分耕地。不過，由于之前在托市的刺激下，一些不適宜種小麥、稻米的耕地都用來種了，現在退出，反而是一種資源優化配置。

　　可退出的耕地怎么辦？如果我們鼓勵農民用部分口糧退出的耕地種玉米，就正好一舉兩得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十三五”規劃提出，要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這是一個很復雜的體系，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說，推廣有較大難度。與歐美不同，我們仍是小農經濟模式，如何確保休耕不變成拋荒，監管成為一大難點。而通過種植玉米，既能為深加工行業提供穩定的糧源，又相當于為口糧儲存了耕地面積，與休耕制度形成互補。加上我國玉米、小麥耕地輪作的條件基本成熟，必要時也可轉化為小麥，確保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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