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住宿、機器設備、知識技能……當生產生活眾多領域的資源開始被分享，共享經濟催生的新就業形態逐漸形成。我們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多地采訪調研了解到，共享經濟給我國就業形勢帶來了新變革和新問題。專家建議，鼓勵發展共享經濟進而提升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率和整體就業質量，并加強新經濟下的保障制度研究和探索。

　　共享經濟催生新就業形態

　　貴州遵義的趙啟強十多年前曾是一名貨車司機，后來干起了車隊，但因為信用資質得不到承認而無法承接項目。2015年趙啟強轉到物流共享平臺傳化物流“公路港”上進行經營。在“公路港”的對接幫忙下，趙啟強兩年多來承接了多個企業運輸項目，單個項目資金達到上千萬元。

　　當司機、當房東、做家政、創業……像趙啟強這樣在共享經濟大潮流中獲得新就業機會的人還有很多。騰訊研究院發布的《2017分享經濟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共享經濟企業直接員工數近30萬人，而共享經濟平臺上的個體服務者數量累積近1億人次。

　　根據業內統計，2017年上半年我國共享單車行業帶動新增就業約7萬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萬人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目前已有10萬以上的知識工作者在豬八戒網實現創業……

　　數據背后體現的不僅是就業人數的增長，更反映了共享經濟帶來的經濟新動能和新就業形態及新型社會契約關系。

　　一方面，傳統制造業正在煥發“第二春”。共享單車ofo相關負責人告訴我們，目前國內為各類共享單車生產智能鎖的制造廠商勞動者大概有1萬人，而鳳凰、飛鴿等老牌自行車制造企業如今有80%以上的員工在為生產共享單車服務。

　　網約車等行業亦如此，過去一年里西藏、新疆、內蒙古等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的平臺就業增幅*，共享出行平臺已成為新的就業選擇。紅杉中國合伙人郭山汕表示，共享經濟是“供給側改革”的典型代表，創造了新供給，并使供給與新需求實現優化配置，帶來的經濟推動作用更加顯著。

　　另一方面，共享經濟改變了原有的個人與單位之間單一、排他的雇傭關系，帶來了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就業模式。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趙曙明、滴滴出行副總裁王欣等人認為，平臺型經濟“去中心化”的特點實現了扁平化架構。在平臺上，你只要有技能、勤勞吃苦，就可以拿到收入，不需要在一個固定公司上班。就業環境更加開放，收入來源更加多樣化，這種就業方式的變化帶來的是生產力的流動。

　　多位業內人士也提出，未來人工智能和共享經濟可能帶來一部分結構性失業，但也會帶來結構性就業。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認為，下一個*的共享經濟領域可能就是人的共享。比如未來全世界70%的人都可能成為海爾的工人，這取決于這些人能不能在其平臺上創造價值。

　　社保未能全覆蓋成發展難題

　　業內普遍認為，共享經濟促進了隱性就業和自由職業者的規模化發展，這種非傳統雇傭的勞動關系，脫離了社會保障安*。若以傳統的社會保障政策、勞動法律關系等套用到共享經濟新就業形態,既可能使政策無法落地,也可能無法有效保護勞動者。

　　一是面臨勞動保障問題。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表示，各類共享平臺與個體勞動者不是傳統雇傭關系，現行法律政策與司法實踐對此種勞動關系界定還不清晰。平臺企業對個體勞動者不承擔社會保障責任，一旦在勞動中發生傷害卻沒有合理的救助渠道，容易引起平臺企業與個體勞動者之間的糾紛。

　　“阿姨來了”總裁助理楊順驥說，平臺很有意愿給予一定支持，把這些靈活就業者都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但這些從事家政的服務者集中在40-50歲左右，外地人居多且文化程度相對比較低，不愿意繳納個人承擔的社保，平臺能承擔的很有限。

　　二是遭遇稅收負擔難題。業內相關調研顯示，以各類創意設計、生活服務分享平臺為例，平臺開具營業稅的稅基是平臺上發包方與接包方交易的交易額，而不是平臺企業抽取的傭金等，造成了平臺企業的開票收入遠遠大于實際收入；而個體勞動者稅率高于存在勞動合同的勞動者。

　　三是基于勞動合同之外的勞動者權利如何保障。楊偉國舉例說，比如網約車司機，是否應該設置“每天不能連續工作超過10小時”“司機*中有幾小時不給派單”等措施來保障勞動者休息時間和駕駛安全等問題。“要在新模式下尋找保護這些人權利的方式”。

　　加強探索社保機制創新

　　專家建議，在共享經濟發展大潮下，政策應更加積極地引導就業不足或摩擦性失業的勞動者參與勞動力市場,不斷提升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率和整體的就業質量，并創新完善相應社會保障制度，為勞動者提供必要的保險和福利。

　　首先，在共享經濟下保證勞動者的勞動權，降低就業風險和勞動糾紛。楊偉國認為，任何人有以自己的腦力、時間、資產等獲取生存的權利，而在一些存在社會需求的“灰色地帶”，如能納入平臺進行管理，也是一種有效疏導的方式，比如黑車運營。因為平臺解決了對于身份認證的關鍵問題，只要加強對平臺的管理，由具有公權力的機構掌握信息，就能既保證勞動權又*限度保障人身財產安全。

　　同時，探討運用技術等手段以降低就業風險。比如滴滴出行平臺運用給付機制和全額墊付功能，即超過24小時訂單未付款則平臺為司機全額墊付，這解決了傳統行業中存在的“拖薪”“欠薪”問題。

　　其次，加強對靈活參保等新經濟下的保障制度研究。中國互聯網協會信用評價中心法律顧問趙占領等業內專家指出，共享經濟下勞動者參與的方式多樣，包括與平臺直接簽訂勞動合同、與第三方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與平臺之間只有信息服務合同而沒有勞動合同等。其中全職人員可以采取“五險一金”的傳統管理，但對于零散就業，則需要考慮新方式。“主要看這些參與者是否以此為主業和主要收入來源，從而判斷到底哪種方式對勞動者的保障*有利”。

　　對于具體參保方式，有專家提出，可以考慮研究基于工作交易提供社會保障，比如以每筆交易額為單位進行計量繳納社保，但前提是要設置*保障和*限值。確保按照單筆交易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額*起碼達到當地*社保的水平。或采取靈活參保、分時參保，由平臺代扣代繳。

　　再者，平臺與第三方機構合作提供商業保險，保障勞動者其他權益。楊順驥舉例說，平臺提供如第三者意外險等一些公共的商業保險可起到一定保障作用。可由平臺將用戶、勞動者的各方面風險保障需求集合起來，再去找保險公司，這樣的“打包”方式可以在保費*的情況下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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