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離不開新型城鎮化的同步推進。隨著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推動都市圈的建設，促進農民市民化的實現。同時，留守農戶經營土地規模逐步擴張，達到規模經營，城鄉經濟人口大致平衡。”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表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村人地關系。

　　蔡繼明表示，我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過低。從我國人口與產業結構來看，*產業即農業的增加值只占GDP的8.6%，而農村人口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為42.65%，若按照戶籍人口，為58.8%，至少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在農村就業，這說明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第三、第二產業。

　　從糧食生產來看，以2014年為例，按實際耕地面積計算的糧食耕地單產440公斤，僅達到日本、荷蘭上世紀60年代初中期，英國、法國、韓國70年代中期以及德國80年代中期，美國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也只相當于中國農業大學提出單產潛力的36%。以農業就業人數和農業增加值來衡量，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2006年高收入國家的9.9%，歐元區國家的11.8%，日本的14.4%，美國的41%。

　　“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的原因就是人地矛盾。”蔡繼明表示，我國農村的農地經營均額異常狹小，戶均8.7畝。和超大規模的澳大利亞相比，是1：7043，和大規模的加拿大比，是1：563。因此，應激活農村閑置建設用地。“當前建設用地在城鄉之間的分布嚴重失衡，農村大量閑置建設用地亟待入市。”

　　“農村大量建設用地處于低效利用中，一戶多宅和‘空心村’現象普遍，而城市的住宅用地很緊張。當前亟需將農村閑置的建設用地優化配置到城市。”蔡繼明說。

　　目前城市周邊的農地有巨大的增值空間，但沒有建設用地指標，偏遠農村地區雖然有建設用地指標，但沒有增值空間。對此，國土資源部出臺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將農村分散閑置的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把相應的建設用地指標平移到城市周邊的農村。

　　蔡繼明建議，未來應將增減掛鉤周轉指標由各省區市及地級市根據相關政策，在確保國家基本農地數量和質量以及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在農民自愿的條件下，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要求，自行決定和調整增減掛鉤的規模和地區。

　　蔡繼明建議，解決農村閑置建設用地問題，應允許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在農民（集體）之間實現，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指標在農民（集體）之間流轉。

　　蔡繼明同時建議，嚴格按照公共利益原則縮小國家征地范圍，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特別是宅基地在符合城鄉統一規劃的前提下自主進入市場，以滿足城市發展中非公益性用地的需要，同時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給，有效遏制房價的上升，降低農民工進城落戶的門檻。

　　“要建立農村承包地有償轉讓和退出機制。”蔡繼明說，進城落戶農民可自行選擇承包經營權歸屬問題，擴大承包經營流轉范圍，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建設成產權明晰、自主經營、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主體。要消除阻礙工商資本下鄉的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源的雙向流動，實現農戶土地規模經營，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

　　同時，優化我國的城鄉人口與土地的空間配置。蔡繼明表示，2008年以來中西部地區平均每年近6千萬農民工流向東部地區，而國土資源部通過計劃每年下達給中西部的城鎮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卻從2003年的29.6%提升至2014年的60%，相應地，東部新增的城鎮建設用地降低到了40%，這是造成東部沿海大城市住宅用地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應遵循人口流向，使新增城鎮建設用地的供給更多地向熱點大城市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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