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農村土地調劑，既是一個“錢袋”工程，也是一個“命脈”工程，要想將這臺戲唱好，除了要算好賬，還要把準脈。要尊重農民多元意愿。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要取之于農用之于農。讓鄉村發展的舞臺上多一些群眾角色，保證土地統籌調劑政策能夠換來一個好的結果。

　　近日，與土地調劑有關的2則新聞引起筆者的關注。

　　一則是江蘇省睢寧縣加大農村土地治理力度，置換出來的建設用地指標在滿足自身發展的基礎上，與蘇南發達地區達成節余指標調劑，獲取資金用于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農民新型居住區建設和*扶貧工作，極大緩解該縣“三農”發展資金壓力的同時，讓老百姓住進了“小別墅”，提高了收入，收獲了更多的幸福感。

　　一則是某貧困縣推進農村土地跨省調劑，在縣城為農民規劃了集中居住小區，排排樓房整齊，文化廣場、商店、活動室等設施俱全，不想農民卻并不買賬，很多人寧肯住在土房，也不愿意搬進樓房。

　　這2則新聞有一同一異：相同者，兩地都推行土地調劑政策；差異者，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反映了土地調劑實際操作過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些問題。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一些地方推行土地調劑政策，有充分的條件和必要的理由。相較于城市，農村土地資源更加豐富，加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農村空置的宅基地、閑置的土地、較為富裕的規劃用地等土地資源也有待進一步盤活。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村有地沒錢，城市有錢沒地，是當下城鄉發展所面臨的現實難題。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跨省域補充耕地國家統籌管理辦法》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管理辦法》，意在統籌全國土地資源要素，為城市找地，為農村找錢。在現有政策框架下，尤其是農村占比較大的貧困地區，通過土地治理，每節余一畝建設用地，調劑到發達地區就是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收益，足見調劑補充土地能夠釋放出巨大的政策和市場紅利。借此可以有效拓寬扶貧資金的來源渠道，顯著增加農村地區扶貧資金總量，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錢袋子”，政策的積極導向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2則新聞一喜一憂的結果恰恰說明，好的政策還需要好的落實。以睢寧縣為例，土地調劑之所以能夠收到實效，又得到農民擁護，就在于他們不僅僅盯著農民的土地，而是更多考慮農民的利益、農村的發展，為農民算好了賬、算細了賬。

　　睢寧縣的土地治理和節余指標調劑是個系統工程，涉及到土地確權、宅基地改革、土地營運模式改革和土地調劑等多個方面。農民集中居住后，把土地流轉給集體合作社，農民有租金收入；農民可選擇就近務工或自主創業，有務工收入；村委會還會根據合作社的收益情況實施“二次分紅”，農民有股份收入，自然愿意配合。而某貧困縣一些農民不想在縣城“上樓”，自有他們的一本賬，概括起來就是“兩多一少”：住進樓房要多補錢，將來吃糧、吃菜、吃水等要多花錢，搬進縣城影響農業生產會少掙錢，如此一來農民自然不愿意配合。

　　推動農村土地調劑，既是一個“錢袋”工程，也是一個“命脈”工程，要想將這臺戲唱好，除了要算好賬，還要把準脈。

　　首先，要尊重農民多元意愿。土地是農民的生產生活資料，農民生于斯長于斯，對土地不僅有著天然的依附屬性，更有著難以割舍的情結。在農村推行土地調劑，不能用政府意愿取代農民意愿，更不能為了節余土地而推著農民“上樓”。農民想“上樓”就引導他“上樓”，農民想“留村”就同意他“留村”。只要涉及居住地變遷或改革，那么在居住地選址、房屋設計、道路交通和設施配套等方面要多多參考農民意愿。政府要擔任好“服務員”角色，發揮好“領航員”作用，把*終的選擇權交給農民，解決好農民的多元化需求。

　　其次，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節余農村土地進而推動土地調劑，不能“一刀切”式地推行異地搬遷，除了異地“上樓”，還可以就地集中。貧困縣不能照搬富裕縣，甚至一個地區的不同村莊都要考慮到各自的特殊情況，防止有些地方農民因為集中居住遠離耕地，使得原來的庭院經濟無法繼續，導致耕種和生活成本上升。

　　*后，要取之于農用之于農。一些地方推動農村土地治理和調劑，是為了換取發展資金，這并無不妥。怕就怕在，用農民的土地“換錢”時風風火火，為“三農”發展“花錢”時摳摳搜搜。如此一來，農村不但沒能得到錢，還丟了地，脫貧攻堅自會受阻，鄉村振興更是無從談起。農村土地調劑得來的錢，不能用于城市建設，也不能用于非農支出。要保證農村的土地只能回報農村，一個地方的土地只能回報一個地方的農民，切忌“劫貧濟富”，更不能“張冠李戴”。

　　農村土地調劑，上有國家政策支持，下有地方經驗借鑒，要避免的是，一些地方“照方子抓藥”不但沒有惠及鄉村，還造成一些新的問題。好的落地舉措，不是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而是千家萬戶跑出來的。地方政府要多和基層百姓拉拉家常，急農之所急，想農之所想，讓鄉村發展的舞臺上多一些群眾角色，保證土地統籌調劑政策能夠換來一個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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