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貧困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90年到2013年，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從18.5億人次下降到7.67億人次，貧困發生率從35%下降到11%，減貧任務依然艱巨。而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減少貧困人口超過7億，并于2015年提前完成《聯合國千年宣言》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脫貧工作更是取得顯著成效：2012年至2017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年均減少超過1000萬，累計脫貧6800多萬，2014年至2016年每年減貧率分別為14.9%、20.6%、22.2%；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4%以下，五年總計下降6.5個百分點，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

　　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一系列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我國的脫貧攻堅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收獲了寶貴的經驗，主要包括：一是用*扶貧來消除扶貧脫貧的瞄準偏差，*程度地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扶貧這一重要論述，既是對我國之前粗放式扶貧實踐的理論反思，同時又包含重大的理論創新。在方法上，通過提高政府扶持之手的*度，*程度地避免了扶貧效率損失與政府失靈。在實踐中，通過貧困戶建檔立卡等措施，做到了*識別、*幫扶、*管理，進而實現*脫貧。二是注重頂層設計，*程度地避免資源碎片化與扶貧資金的漏出。扶貧攻堅重在組織領導，只有強化頂層設計，才能保證扶貧項目、進度、資金、人力調配形成合力，才能保證扶貧政策與公共資源無偏差地分配給*需要幫扶的貧困群體，*終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內在統一。

　　三是深刻把握了多維致貧的客觀現實，取得了*扶貧的實踐經驗。2012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專門論述扶貧問題，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進行了實地調研，先后主持了數次跨省區的扶貧攻堅座談會，針對致貧的各種具體原因，找準問題、因地制宜、多措并舉，取得了良好的扶貧效果。四是注重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志是貧困地區群眾自我奮進改變貧困狀況的一種精神狀態，扶貧必須先扶志。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的貧困人口比重下降到10%以下時，脫貧減貧就會進入較為艱難的階段。此時，貨幣等物質資本的扶貧邊際效應呈現遞減趨勢，社會經濟增長與財富增長對消滅貧困的涓滴效應逐漸達到臨界值，而內因和內力的激發效應比外因幫扶更為有效。

　　進入新時代，我國人均收入已超過8000美元，進入到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未來三年，讓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同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小康社會，是我們必須完成的重大任務。必須看到，脫貧攻堅面臨的任務和挑戰還十分艱巨，進一步完善脫貧機制，探索有效的脫貧模式，形成長效脫貧機制，才能*終徹底打贏脫貧攻堅戰。筆者認為，打好脫貧攻堅戰要特別重視以下脫貧機制的建設與完善。

　　首先，必須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當前，我國的深度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縣中的2/3位于西部地區。其生存環境相對惡劣，地方財政實力較為薄弱，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東部地區則聚集著我國眾多的區域增長極與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生產總值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近1/3。徹底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充分發揮經濟發達地區的幫扶作用，形成多層次的扶貧協作模式。

　　其次，必須借助于市場的力量促進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創新才是經濟增長的持續源泉，許多深度貧困地區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原因，長期封閉、與世隔絕，缺乏市場意識和創新意識，為此，必須搞好觀念引導，深度拓展貧困人口的市場意識與創新意識。扶貧項目的安排要*，要遵從比較優勢并順應市場規律，發展真正能夠讓貧困人口持續受益的產業。同時應借助“互聯網+”等新模式，將貧困地區的資源轉化為資產，將資產轉化為貧困人口的可持續性收入。

　　再次，要重視對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隨著我國產業發展邁向中高端、服務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50%、數字經濟與共享經濟深度滲透到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有了新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要特別重視加大對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由此產生的內生脫貧效應比物質資本的直接投入更為有效。由于企業和貧困家庭對人力資本投入的動力和能力都不足，這就需要社會公共部門持續加大對貧困地區教育及技能培訓等方面的投入。

　　*后，兜住農村貧困人口社保底線，激發脫貧活力。當前，我國深度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家庭占相當大的比例。因此，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做好貧困人口的社保兜底，通過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和商業醫療補充保險等機制，筑牢貧困家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防火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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