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后不久，各地便掀起了研究、推動鄉村振興的熱潮。然而，在這股熱潮中，我們需要冷靜思考，厘清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種種關系。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為實現鄉村振興，推出鄉村建設的一系列工程項目，確實很有必要。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產業要興旺，不光是上項目、蓋園區這么簡單，而更多應該思考，市場在哪里？

　　去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就是解決產業興旺的問題。但就目前而言，許多農產品仍存在滯銷現象。因此，地方政府不能一味貪大求全，一哄而起上項目，為實現產業興旺的目標，再度盲目地擴大生產規模。

　　產業興旺的根本，是必須解決市場問題。實踐中，有些地方發展產業時往往忽視“市場在哪里”這個問題，導致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造成了農產品價格波動。

　　更有甚者，不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觀察市場，而一味看政府，因為政府有補貼、有政策。如此，市場的作用就會扭曲，甚至失靈。農產品市場一旦發生波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因能爭取到政策補貼，不至于受損太大，而*終因此買單的，往往是小農戶。

　　如何讓政府和市場保持良性關系？一個關鍵性舉措是，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和價值。在一些發達國家，除非遭遇極端自然災害，正常年份很少發生農產品價格的大起大落。因為種什么農產品、發展多少面積等問題一般由全國性行業協會來管理。一方面，行業協會對供需狀況十分了解，能有效避免盲目發展；另一方面，相比于地方政府，可以打破行政邊界，在行業內實行統一規劃。當前，農業產業更加需要創造“有效供給”。倘若地方本位主義滋長，繼續盲目上項目，醉心于招商、培訓、落地，而不考慮市場的問題，將會大大降低產業發展效率，甚至加深“豐收不增收”的矛盾。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應加快培育行業組織，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各自定位和作用。

　　鄉村振興與城市化的關系

　　科學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邏輯，關鍵在于把握好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邏輯關系。有輿論認為，城市化不能解決“三農”問題；還有的認為，鄉村振興的標志就是城里人回歸鄉村。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區。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解決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并非意味著應該放緩城市化步伐。相反，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置于城鄉融合、城鄉一體的架構中推進，并以新型城鎮化戰略來引領，以實現“以城帶鄉”“以城興鄉”“以工哺農”“以智助農”“城鄉互促共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鄉村振興。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城市化也意味著鄉村本土人口的減少。從人口流動和空間集聚的角度看，鄉村振興的過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發展的過程，是人口在城鄉優化配置、互動和融合發展的過程。原因是，城市化離不開鄉村人口的融入，鄉村振興也離不開城市人口對鄉村的向往。

　　換言之，鄉村振興本身就蘊含著城市化的元素，鄉村振興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應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鄉村應成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助推器，田園生態城鎮的新空間，城市居民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地。鄉村振興的重點與任務既在鄉村，又在鄉村以外。因此，要拓寬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視野，注重鄉村振興外部環境的優化。其中，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城鄉一體、城鄉融合、互促共進的體制機制，應成為鄉村振興的必要條件。

　　我國行政村數量龐大，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洗禮，已經形態各異。顯然，這些不同類型的鄉村，在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將會走不同的路徑，有的會與城鎮融合，成為城市的組成部分；有的可能成為鄉村社區服務中心或新型田園生態小城；有的村落隨著人口遷移可能會逐漸消亡；而大量的村落會成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愁依舊的美麗家園。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先對各地區各類形態的鄉村進行合理規劃，避免勞民傷財。

　　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的關系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但產業興旺不能局限于*產業的發展，而應著眼于“接二連三”、一二三產業融合、功能多樣的現代農業產業的發展與興旺，體現現代農業三大體系，即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有機結合的產業發展與興旺。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環境基礎，不僅是針對鄉村百姓的宜居，同樣也應是對城市居民開放、城鄉互通的生態宜居。

　　我們要把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有機結合起來，使生態宜居既成為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又成為產業興旺的重要標志。這是因為，在體現三產融合和功能多樣的產業興旺中，鄉村休閑旅游和康養產業發展，要以生態宜居為基礎和前提。

　　推進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有機結合，要強調“差異化”和“多功能”。各地應先立足資源稟賦，培育差異化競爭優勢，再創造公共性需求；此外，鄉村空間還要與服務業、城市化相結合，推動產村、產鎮、產城融合。

　　比如，近來各地踴躍學習的浙江“千萬工程”經驗，實際上是一個社區改善問題。其核心在于，通過植入產業，把社區的公共品變成市場品。生態宜居，如果僅針對本地村民，則需要一定經濟實力和公共體制作為支撐，往往不可持續；但如果面向城市并與服務業相結合，有了經濟收入變成市場品，垃圾污水、廁所運維等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可見，我們不能把生態宜居單純作為環境改造工程，關鍵要進行產業植入，引入市場機制。

　　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的關系

　　所謂鄉風文明，既應該蘊含中國特色的五千年歷史傳承的鄉村農耕文明，又應該體現現代工業化發展的現代文明。因此，其特點是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相互融合與發展。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應既體現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又體現治理效果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所滿意，并具有可持續性和低成本性。

　　有地方在推進鄉風文明建設時，認為找不到載體，工作很虛。事實上，如果把鄉風文明上升到治理高度，與德治結合起來，互為支撐，自然也能找到落地的載體。

　　德治是非正規制度，包括文化、傳統、習俗等。在農村，光靠法治是不夠的，因為法治往往成本較高，而農村很多事情上升不到法律層面。因此，要注重依靠“非正規制度”，即鄉規民約、文化約束、道德引領等，這些在農村這個熟人社會還是相對有效的。

　　鄉賢是一個非常好的抓手，這實際上也是傳統鄉村文化的優勢。鄉賢是農村社會精英，既有較強的市場意識，也有比較濃重的鄉土情結和鄉土意識。這種由鄉土情節和鄉土意識所呈現的鄉村文化，在吸引外部資源、協調關系和形成發展合力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在浙江，企業家、成功人士等回村擔任村干部和顧問，參與鄉村經濟發展或返鄉創業，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他們不僅把新理念、新思路帶入鄉村，還把許多社會資本、人力資源導入鄉村，形成了鄉村振興中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為浙江鄉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治理有效必須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比如主體問題，如何讓農民成為主體？這需要加強組織化、更多賦權。然而，怎么賦權、邊界在哪里；相對于政府，哪些是社區自我管理的，哪些是政府應當向社區購買服務的，這些問題都需要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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