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村、整鄉流轉上萬畝土地，投資額動輒上億元甚至數十億元，業態涵蓋種養、加工、觀光旅游、康養等……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這些社會資本投資的大型項目，在各地日益興起。

　　不過，企業下鄉也很可能出現“水土不服”：有的已經啟動五六年時間，還未能實現盈利；有的因資金不足、規劃不接地氣、農業專業人才缺乏，進展緩慢，鄉村面貌沒有根本改變；有的農業項目號稱“一二三產融合”，實際上一產利潤微薄，二產附加值低，三產“賺吆喝”。以上種種讓當地農民對項目前景由“期盼”變為“懷疑”。

　　“村企合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湖南省某市郊區有一家規模很大的農業綜合體。這個項目流轉了6000畝土地，其中一個村就有4000多畝。按照規劃，還將建設農產品加工廠、游客接待中心、農家樂、民宿，計劃投資超過4億元。

　　進入村莊，柏油馬路如同城市公園里的游道，隨處可見“某某農業公司”的標識、售賣棚、游覽車。公司雇用了200位村民員工，按“基本工資+績效提成”發放薪酬，部分村干部在企業兼職做事。

　　這是村莊，還是企業？兩者的界限變得有些模糊。這類大型項目大有“兼并”村莊的態勢。一些項目更是“村企合一”，直接表現形式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企業董事長同時擔任村支部書記，并成立村企聯合黨總支部。村企之間人員可以雙向流動，比如企業的本地員工到村里當組長，或者組長到企業當項目經理。

　　企業進入村莊后，成為市場決策主體，項目的運作頗為商業化。一個農業綜合體的投資商講述他的運作模式：*步，將農村土地、生態等資源資產化；第二步，把農產品資源變成產品賣出去；第三步，資產資本化、資本證券化，當項目形成可持續盈利的商業模式后謀求上市。

　　資本“擠出”小農？

　　計劃總投資30多億元，占地3萬多畝，涵蓋12個行政村——湘江邊上，一個由外來資本投資的國際農業產業示范園區，投資額堪比一些大型基建和工業項目。除了農產品種植加工、農業觀光等與農業直接相關的內容，項目還包括水上樂園、五星級生態酒店、養生養老區等板塊。

　　面對這樣的“宏偉”藍圖，一些要征地拆遷的農民卻有著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企業的設想是，項目建好后，吸引大批游客前來消費，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帶動地方經濟快速發展。而村民們的想法很樸素：土地就是“命根子”，失去土地后長久生計怎么辦?

　　據了解，這個項目采取的是“一錘子買賣”方式，其中包括流轉農民土地6000畝，租期達30年；征用農民宅基地和耕地，予以*性補償，宅基地被征用的村民搬到集中居住區重新安家。

　　40多歲的村民老劉原本種了8畝果樹，每年收入有8萬至10萬元，如今這些林地以及家里的房子全部進入了征收范圍。他說，村民們不反對“搞開發”，但企業的承諾就像是“空頭支票”，他們心里沒底。而且很多村民到了50多歲的年紀，企業不會招聘他們做工。

　　“農業項目要讓老百姓參與其中，才能有尊嚴感、幸福感。”一位村支部書記說，以前城市發展和老百姓沒什么關系，房子被拆，變成無業游民。現在有的企業到農村搞開發，把當地農民排斥出去，造成了農村內部的二元割裂。

　　此外，大資本與小農戶之間往往經過多層“代理”，難以建立起足夠的理解和信任。一種常見的情形是：企業投資協議與縣市級政府簽訂，征地拆遷等工作由鄉鎮政府承擔，村干部是政府和企業意志的執行者和“傳聲筒”，而村民缺乏話語權。

　　一旦關系處理不好，或者利益分配不均，村民很容易產生不合作甚至對抗心理。某大型生態農業項目在土地流轉時，有的村民寧愿拋荒棄種，也不將田地租給企業，個別村民提出每畝租金1萬甚至10萬元的“天價”。*后的結果是，很多事情都“搞不了”。

　　“重組”還需共贏。

　　近年來，社會資本投資農村的勢頭很猛。由于擁有傳統鄉村所不具備的大量資源、資金，“企業家治村”會讓鄉村發展顯著提速。業內人士認為，資本下鄉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關鍵在于企業和鄉村要能真正產生協同效應，通過“重組”實現共同發展。

　　一是經濟上的互利共贏。首先，企業下鄉后要有好的“業績”。湖南省衡陽市珠暉區農林局局長奉滿元認為，大型農業項目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如果沒有做好規劃，沒有找到好的盈利點，很可能成為“半拉子”工程，這對鄉村發展會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相比于“一錘子買賣”，股份合作是實現共贏的較好方式。在郴州市嘉禾縣一個大型農業園，村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再以土地入股農業項目，收益的80%歸村民，20%歸村集體。村民成了農業項目的“股東”，和企業的利益聯結更為緊密。

　　一名縣級農村經濟管理局負責人認為，過去農民講“落袋為安”，愿意要*性補償，現在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眼光更加長遠。尤其是大型農業項目投資周期長，企業和農戶還是應該進行長期的股份合作，不斷把“蛋糕”做大。

　　二是促進基層社會治理。企業下鄉，并不是要替代“傳統勢力”。在衡陽市珠暉區力豐現代農業公司董事長吳力看來，農業項目是沒有圍墻的，企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相互交融。村級組織是聯系兩者的紐帶，作用應該得到強化。

　　這家企業的具體做法是，企業將公廁、停車場等企業投資建設的資產產權移交給村級組織，做大“集體資產包”。同時，企業向村級組織購買環境清掃等公共服務，包括用工都委托村級組織來安排，而企業專心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情。

　　郴州小埠投資開發集團董事長鄧輔唐認為，現代企業治理應當和村級自治相結合，幫助鄉村完善契約精神、法治觀念、議事規則。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和村民逐漸由互相博弈變為利益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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