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執法是法律實施的關鍵環節，是實現政府職能、保障相對人權利、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40年，隨著依法行政的全面推進，我國的農業管理逐漸向“執法型”“法治型”轉變，政府管理逐漸由直接管理為主向間接管理轉變，農業行政執法成為轉變政府職能、推進依法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得到不斷強化。

　　農業行政執法體系不斷發展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不懈努力，我國農業執法體系已經基本建成。執法體系從無到有；農業生產從完全通過政策調整到法律成為調整手段之一；農業管理方式從粗糙的“命令式”行政管理走向重視“程序性”“參與性”的執法；執法程序從不公開、不透明走向公開透明；執法機構從臃腫、人浮于事走向精簡、注重效能；執法從運動式的執法走向注重常規與專項行動結合的執法；執法形式從單一式發展為綜合式。

　　執法領域不斷拓寬。農業行政執法領域由*初的種子、農藥、肥料等農資監管領域逐步延伸到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農業資源環境保護等領域，基本實現農業農村各行各業行政執法的全覆蓋。

　　執法主體實現法定化。改革開放初期，農業法律法規的內容大多是宣言性的、指導性的，農業執法主體并不明確。隨后，法律規定不斷明確化、具體化。2002年修改的《農業法》，確立農業綜合執法的法律地位，綜合執法逐漸成為“依法治農”的主要手段。目前全國縣級農業綜合執法覆蓋率達到99%，初步形成上下貫通、運行有效的農業綜合執法體系。

　　執法職能逐步擴大。原農業部從1999年開始開展以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為內容的農業綜合執法試點工作，行政處罰權得以整合。除行政處罰權之外，農業行政執法還承擔監督檢查、涉農民事糾紛調處、檢驗檢測等職能。2011年以來，農業綜合執法隊伍成為農資打假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的主力軍。2016年新《種子法》明確農業綜合執法機構的執法主體地位，并賦予農林執法主體行政強制權。

　　執法行為實現規范化。行政執法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為密切，*經常、*廣泛地涉及相對人權益，也*易于侵害相對人權益，因而這類行為的實施直接影響到人民對政府的評價和對政府的信任。1996年制定的《行政處罰法》，*在立法中明確規定相對人的通知權、陳述意見權和申辯權等程序權利，并*引進聽證制度。為加強農業執法規范化建設、切實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自1999年開展農業綜合執法試點工作以來，原農業部出臺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如《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農業行政執法證件管理辦法》《農業行政執法文書制作規范》，以指導農業執法行為，規范執法程序、執法文書寫作，加強農業執法規范化建設，這些制度對于執法管理起到重要推進作用。原農業部還頒布《農業部行政執法依據目錄》和《農業部行政執法職權事項目錄》，確保農業行政處罰公開透明。在實施農業處罰行為時，執法部門嚴格按照《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和申辯，并及時受理相對人提出的行政處罰聽證申請和行政復議申請，確保農業行政處罰程序和結果的公開、透明、合法。

　　在保障農業農村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農業行政執法為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

　　農業行政執法監管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農業行政執法體系建設，增強農業行政執法能力，促進了政府職能轉變。

　　保障農業法律的有效實施。“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律具有穩定性、可信賴性，能為人們的行為提供合理預期。國家將行之有效的富農惠農支農政策上升為法律，為農業持續、健康、協調發展提供基礎性制度支持。“天下之法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立法是執法的前提，沒有立法，則無法可依，而行政執法是保障法律實施的重要機制，農業行政執法將立法確立的規范適用于實際生活之中，實現農業法律規范的約束性和強制性，使法律規范得到遵守和執行。因此，農業執法成為保障法律得以有效實施的主要途徑，發揮法律對農業農村改革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實現依法治農。

　　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四化同步”發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對農產品的剛性需求越來越強，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業投入品、農產品、農業資源環境等都是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農業農村部針對假冒偽劣、藥品殘留、非法添加、違禁使用、私屠濫宰、破壞資源等突出問題，開展一系列重大執法行動。各地農業部門加大巡查檢查和監督抽查力度，實行嚴格監管、嚴厲處罰，依法查處一批大案要案。據統計，僅2017年，各級農業綜合執法機構共查辦違法案件3萬多件，調處涉農糾紛1.3萬多起，挽回經濟損失近10億元。通過加強農業執法，有效處罰違法行為，規范市場秩序，構建健康、安全、有序、活躍的農業生產經營環境，形成“打劣扶優”的社會氛圍，為現代農業發展保駕護航。

　　進一步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管住管好政府該管的事，堅持放與管齊頭并進，加大違法行為查處力度，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優化營商環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整合行政執法主體，推進綜合執法，著力解決權責交叉、多頭執法問題，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法體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高度，再次強調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推進綜合執法，大幅減少市縣兩級執法隊伍種類，并重點在食品藥品安全、農林水利等領域內推行綜合執法。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強調，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統籌配置行政處罰職能和執法資源，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精簡執法隊伍，解決多頭多層重復執法問題；一個部門設有多支執法隊伍的，原則上整合為一支執法隊伍；減少執法層級，推動執法重心下沉。

　　推進農業綜合執法，除體制機制的改革，還需要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當前，行政執法中很多方面借鑒刑法理論或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但從本質上講，行政違法行為與刑事犯罪有很大不同，比如涉及多個違法行為時，處罰能否適用擇一重處？減輕處罰時，不同的處罰種類如何適用？還有，送達在制度上基本參照司法送達方式，實際操作層面也仿照司法送達進行，但是，與司法文書送達相比較，行政文書送達更為復雜。行政執法證據制度不夠完善，缺乏完整的證據規則的規定。現有的聽證范圍較窄，而應當適用的卻沒有納入其中，如，2016年新《種子法》第77條規定四種可以吊銷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行為，并對吊銷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實行從業禁止限制，但沒有給予其相應的聽證權。再如，受立法“宜粗不宜細”政策的影響，執法裁量權的行使缺乏明確的規則指引，執法權行使的條件往往不明確、不具體，等等。《行政處罰法》制定時，我國關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論研究剛剛起步，隨著社會的發展及法治進程的推進，一些規定已不適用當前實踐。因此，應盡快修訂《行政處罰法》，進一步完善農業法律法規，加強可操作性。切實推進農業綜合執法，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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