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研究白鱘,因為已經沒有可以研究的對象了。”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農業農村部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員危起偉在接受筆者采訪時開門見山地說。
上世紀80年代,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下江段還能經常見到誤捕死亡或被船舶打死打傷的白鱘,后來就不常見了。危起偉*后*發現白鱘幼魚是在1991年,之后,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別接觸過兩次白鱘誤捕搶救。但在那之后,他再也沒有親眼見過白鱘。
與白鱘同屬鱘形目,且也生活在長江流域的中華鱘和長江鱘也面臨著同樣的瀕危困境。為了保護這3個物種,國家早在1983年就將它們納入《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1989年,長江分布的這3種鱘魚再次被納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一級重點保護動物,同一時間被收錄的還有憨態可掬的大熊貓。
30年過去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已經將大熊貓瀕危等級由“瀕危”降格為“易危”,而長江流域內卻再也難覓白鱘的蹤跡,自2000年以來沒有發現長江鱘自然繁殖,中華鱘也依然掙扎在滅絕的邊緣。
幾乎滅絕的白鱘
2002年,危起偉帶領研究團隊在長江南京段遇到過一條受傷的白鱘。“那天是12月1日,我們救起了這條白鱘,它被過往船舶和漁網傷害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危起偉回憶說。經過29天的救治,這條白鱘傷重而亡。
帶著不舍與無奈,危起偉帶領研究團隊再次投入到尋找過程中。功夫不負有心人,2003年1月24日,在四川省宜賓市南溪縣段,他們又發現了一條傷痕累累的白鱘。幸運的是,經過一整天的搶救,這條白鱘終于從死亡邊緣回來。為了進一步追蹤白鱘的生活情況,研究人員為它安裝了超聲波跟蹤器。“它那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江中,幾乎沒有等到我們將繩子完全解開,就奮力掙脫跳進了江中。”危起偉說。
好在追蹤器還牢牢綁在白鱘的身上。跟著追蹤信號,危起偉等人可以找到白鱘的位置。然而,這份好運氣并未持續太久,第二天夜間,追蹤艇觸礁,無法繼續追蹤信號。“馬上搶修追蹤艇,然后讓它繼續跟蹤。”這是危起偉當時*的念頭。可惜,那天是農歷年的臘月二十九,幾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節日的愉悅中,商店關了門,他們找不到地方換螺旋槳。
那個年,危起偉過得很不踏實。大年初二,他就帶著修好的追蹤艇來到長江邊,將其放入信號消失的地方。遺憾的是,他們再也沒有找回丟失的信號。之后連續8年,危起偉帶著幾名年輕的科研人員,從四川省宜賓市、屏山縣一直找到長江口,還是沒有找到白鱘的蹤跡。
面對還能不能找到白鱘這個問題,危起偉有些悲觀,因為自1991年之后他再沒見過白鱘的幼崽。“與白鱘類似的中華鱘,發現*長壽命約為34年,白鱘的壽命可能不會比它更長。”危起偉說。1991年,他曾發現一條大約三四歲的白鱘幼崽。如果30年算一代,這條幼崽活到今天也已算是高齡了。
“近幾年,我們一直在通過漁探儀尋找白鱘的蹤跡,因為它們身體較長,往往超過2米,重達幾百斤。所以漁探儀監測到大型魚類的反饋信號后,我們經過篩除再判斷。八年中,曾經發現過6次疑似白鱘的信號。”危起偉告訴筆者。然而,當他們立即與當地漁民聯系,快速趕到發現地點時,卻從未捕捉到。
自2017年開始,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牽頭開展長江漁業資源與環境調查。在調查時,研究人員將長江以20公里為一個網格進行劃分,收集相關信息。像篩子一樣將長江濾了個遍,研究人員還是沒有發現白鱘的蹤跡。
至于中華鱘,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欣在接受筆者采訪時介紹說,根據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調查結果顯示,1997年~2017年,葛洲壩下游宜昌江段中華鱘繁殖群體逐漸減少,產卵規模逐漸減少,產卵時間從10月底推遲到11月底,產卵次數從每年2次減少到每年1次。2013年、2015年、2017年,在長江中,中華鱘沒有產卵活動。2017年,在葛洲壩下游宜昌產卵場利用水下聲吶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中華鱘繁殖群體數量僅為20余尾。
現在,危起偉雖然還在努力尋找當年那條大白鱘,但他知道,找到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說白鱘已經滅絕還有些早,因為國際上對于物種滅絕有標準,白鱘的‘失蹤’時間還不到這個標準。就像白鱀豚被宣布功能性滅絕,也不意味著真的滅絕了”。
難以恢復的生態環境
縱觀地球生物的演變歷史,鱘魚已經“過五關斬六將”地在地球生活了兩億年,而與它生活在相同地質年代的生物大多已經滅絕,因此鱘魚也被認為是現代硬骨魚類的祖先。
“造成白鱘和中華鱘瀕臨滅絕的原因是長江流域環境惡化。”山東大學海洋學院副教授王亞民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坦言。
不過,除了與威脅白鱀豚和江豚的水下噪聲、輪船船槳和漁民使用電魚網等惡意捕撈的因素外,還與長江上大大小小的水壩攔住白鱘和中華鱘等魚類產卵之路有關。
“生活在長江的鱘魚一般都是在長江上游或者金沙江下游進行繁殖,然后到長江中下游尋找食物。”危起偉介紹說。之所以往返長江上下游覓食,是因為中華鱘、白鱘等大型魚類在江中的地位相當于山中的老虎。老虎需要足夠大的領地來保證自己的食物充足,鱘魚則需要大片的水域領地和棲息地范圍來保證其生長與繁育。
但是長江上建造的水壩隔斷了它們繁殖與覓食的場所。“對白鱘影響*的就是葛洲壩。”水利專家、中科院院士陳祖煜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年葛洲壩修建時人們還沒有環保意識,過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再去挽救時,一些珍貴魚類的種群已經縮減得比較厲害。
三峽水電站的修建更是改變了長江的整體格局,*為嚴重的影響就是長江的水溫。而鱘魚的繁殖對于水溫要求比較苛刻,以中華鱘為例,它繁殖時需要的水溫是18℃~20℃,一般在10月后,受到來自青藏高原季風的影響,長江的水溫正好適宜中華鱘繁殖。但因三峽水壩蓄水等原因,長江上游的水溫比往常要增加2℃~4℃,超過了中華鱘繁殖的所需水溫。而到了春季,同樣因為截流等原因導致水溫遲遲無法上升到適宜四大家魚繁殖的溫度。
而且,“水壩的建設雖然減少了生活在長江附近的居民被洪水肆虐,但同時也阻礙了魚群因為洪水而得到的滋養”。危起偉說。現在,長江在人類的干擾下,已經慢慢變得模糊了季節性,變得“平庸”,讓鱘魚難以生存。
不僅如此,2009年一篇刊發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論文顯示,水體污染使中華鱘幼魚致畸率升高。這項由北京大學胡建英教授的團隊與長江水產研究所聯合開展的研究,發現富集在中華鱘魚卵中的三苯基錫(TPT)會導致野生中華鱘胚胎畸形,其中,幼魚眼部致畸率達到1.2%,軀干致畸率達到6.3%。而TPT在船只上并不鮮見,多用于船舶涂料、木材防腐。而且,因為富集效應,越是食物鏈上端的生物體內,沉積的這種化合物越多,毒性越大。
嘗試人工干預
“自然界江河水體的污染和格局改變往往被忽視,因為人們無法直觀感知到水下的威脅。但這些影響對于水生生物來說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只是它們不能通過鳴叫或者其他警示讓人們看到。”危起偉痛心地說。
為了不讓鱘魚在長江流域消失,科研人員正在嘗試用人工干預的方法。危起偉帶領團隊研發出魚類生殖細胞移植技術。這種技術是從雄性或雌性鱘魚中提取生殖細胞,將其移植到另一種魚體內,并在后者體內形成鱘魚的精子和卵子,再通過體外受精,完成繁殖。這項研究已經通過了與白鱘的近親緣關系物種——匙吻鱘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移植成功率較高,異種精巢生殖細胞移植等平均嵌合率達65%。
“方法已有,但問題是,白鱘卻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危起偉說,“如果是現有的白鱘標本,只能提取DNA,無法合成生殖細胞。”
不過,對于人工過于干預的方法,王亞民持保留意見:“雖然保護物種也是保護生態系統,但是人工繁殖替代魚類自然繁殖不是*的方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這種方法背離了保護的初衷,畢竟目的是保護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的穩定也是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目前,長江魚類*的威脅是水壩建設和過度捕撈。主要的威脅還包括水域污染、航運、航道整治、挖沙采石、江湖阻隔、岸坡硬化等。對于過度捕撈,主要的解決辦法是長江十年休漁。在休漁的同時,一定要保證對科研調查的支持。對于水壩建設,主要的解決辦法是加強棲息地保護和保護區管理,拆除支流小水電,增加魚類棲息地面積,開展人工增殖放流,開展生態調度保持環境流,減少江湖阻隔開展灌江納苗。”高欣建議。而且,在中華鱘保護中,可以建立中華鱘保護區,開展宜昌中華鱘保護區的中華鱘繁殖群體和繁殖活動的監測,監測和救護長江口中華鱘幼鱘,研究與保護中華鱘自然繁殖活動環境需求和棲息地特征,采取全人工繁殖和苗種培育、人工繁殖放流、禁止捕撈等措施。
而更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中華鱘、白鱘、長江鱘等瀕危物種是長江魚類資源衰退的縮影,很多土著魚類都受到了嚴重的不利影響。這些物種一旦消失,對我國生物多樣性是極大的損失。因此,目前應該積極開展搶救措施保種。
“從長遠來看,應該進行產卵場和棲息地修復,改善瀕危物種的生存環境條件。建議水電企業應該從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為生態補償,建立長江生態保護基金,加大對長江魚類的研究和保護力度;同時,應該在充分論證的前提下科學地開展保護工作,不要盲目照搬國外的保護經驗,例如修建魚道。”高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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