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改革在農村萌芽。40年后，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新一輪農村改革正當時。從解決好農民和土地關系問題、釋放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到不斷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融合發展，有這樣一位老人，以畢生精力推動農村改革破局，并不斷取得新收獲。

　　杜潤生，我國農村改革重大決策的參與者和親歷者。40年一步步走來的農村改革征途，留下了杜老不可磨滅的腳印。

　　1979年，杜潤生已66歲，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當時，“包產到戶”仍是一個非常敏感而有爭議的話題。

　　在*討論“包產到戶”的工作座談會上，因各方分歧太大，會議無法繼續。杜潤生撇開這一話題，說起溫飽問題該如何解決。擺事實、講道理，*終推動形成了1980年的“75號文件”。這個文件打破了多年來形成的包產到戶等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僵化觀念，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當時中國農村產生了較大的思想沖擊。

　　1982年，杜潤生根據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個中央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此后，他出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連續又主持起草了4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

　　杜潤生說：“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改革之初，他堅持盡可能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將使用權物權化。后來，他繼續呼吁免農業稅，呼吁破除制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

　　人們稱他為“農村改革之父”，但面對這樣的贊譽，杜潤生卻從不放在心上。2008年，杜潤生獲得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當時已95歲高齡的杜潤生在頒獎典禮上表示，“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

　　2015年10月9日，杜潤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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