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從農村基本實現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到積極探索多樣化的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子，再到農村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農村社區股份合作改革，掀起了*又*改革熱潮。“十三五”以來，江蘇省各地又承擔了24項*、省級農村改革試點任務，是全國承擔改革試點任務*多的省區之一。日前，江蘇省農業農村廳召開改革試驗區工作座談會，15個試點地區總結了經驗，為試驗區發展建言獻策，給深化農村改革探路出招。

　　農村拆遷變“社區” 留地發展要落實

　　南京承擔國家集體資產改革試驗區改革任務。該市農工委副書記馬潔峰介紹，目前已有449個村（社區）完成股權固化改革，量化集體經營性資產40.7億元。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南京支持拆遷地區通過貨幣化補償、留地發展、置換經營性物業（股權）三種方式開辟致富新路徑。記者調查了解到，在江寧等經濟條件好的城郊區，拆遷村轉型為城市社區，拿到拆遷款后，村集體多選擇購買菜場、超市、門面房等物業資產，發展租賃經濟；有的和城建平臺、開發商合作，開發寫字樓、研發樓。江寧東山街道章村社區從工業集中區、門面房到總部大樓，賬上的經營性資產超過6億元。駱村社區書記劉寧介紹，村里利用留地政策，建起了駱村總部大廈對外出租，年租金400多萬元，眼下又聯合區城建平臺合作建設3萬多平方米的人才公寓，總投資1億多元。

　　但并非所有拆遷村都像章村、駱村這樣，能夠利用區位優勢得享城市化紅利，在市場大潮中“呼風喚雨”。對那些區位不占優勢、經濟實力不強的村，南京鼓勵村集體聯合抱團、異地發展。江寧、棲霞區有67個村組建4家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通過購買優質資產、承擔實施配套項目，每年獲得8%-10%的穩定回報。在蘇州，吳江引導50個經濟相對薄弱村組建惠村公司，統籌各類幫扶資金、村集體資金2.2億元投向太湖新城優質項目，每村年收入增加60萬元。

　　不過，即便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也有“成長的煩惱”。“雖然南京有村組拆遷后有2%土地留地開發的政策，像我們村有50畝的用地指標，但這么多年下來，只用了十幾畝。”南京某城郊村負責人嘆苦經，留地給拆遷村開發物業，對所在區街來說，是損失了一筆土地出讓金，卻為村集體“養了一只會下蛋的雞”，這項政策落地，還需有關部門支持。此外，村集體出租物業賺的錢，除了給農民分紅，承擔集體公益事業，還要留足滾動發展基金。可眼下雖然免征了契稅、印花稅，還要繳納增值稅、所得稅，而且運行經費、公共服務支出需所得稅后列支，社員普遍認為不合理。

　　“市場經濟大浪淘沙，村組拆遷進城，集體這筆錢來得不容易，還要緊著花，農民掙的錢，應盡量用于農民，相關稅費應盡量減免。”江寧農工委書記周書全說。

　　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退出 幫農民算好“三筆賬”

　　作為全國改革試驗區，蘇州承擔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退出改革、重要農產品保險等四項試點改革任務，是承擔全國農村改革試點*多的地區之一。這當中，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退出事關農民長遠保障，推動農民市民化，關注度很大。

　　“之所以試點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退出，是因為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率高，土地保障功能已經弱化。”蘇州市農辦副調研員季瑞昌介紹，虎丘區土地承包經營流轉到村集體和合作社比例達90%，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較小，而城鄉一體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戶籍制度和社保制度，為農民提供了很好保障。

　　圍繞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退出，虎丘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把試點對象分為非特色田園村莊和特色田園村莊兩種類型，因地分類推進。目前，改革試點已在全區4個鄉鎮33個村展開，共退出承包地2萬多畝，涉及農戶1萬多戶，落實社保資金32億元，有力地促進了現代農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

　　但單一的經營性土地退出后，農民對宅基地退出意愿開始下降，這不利于土地復墾和集約利用。為此虎丘區又提出了承包土地與宅基地“雙地退出”：承包地換社會保障，宅基地換保障性住房，彌補了原有政策缺陷。

　　困擾這項改革試點的另一難題，是保障所需資金數額巨大，以及農民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后路”問題。虎丘區從全區2017-2021年的土地拍賣金中提取5%，作為推動這項改革的社保專項資金。如皋市也在試點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做法是為退地農民保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保障認可分紅的權利，同時建立財政支持下的收儲機制，充分保障農民利益。

　　“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償退出，是充分保障承包農戶財產權利的重要形式，但要幫農民算好三筆賬：進城賬、離農賬、后路賬。”江蘇省農業農村廳農經處處長杜海蓉認為，虎丘區不僅一攬子解決了當地1萬多農戶就地城鎮化、市民化問題，而且2萬多畝土地由鎮村統一進行農業開發，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實現強村富民目標；但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這項改革的成本應該由誰來承擔，如何確保可復制可推廣，還需要通過改革試驗繼續探索。

　　土地經營權入股 “債股漸進”可雙贏

　　農村土地流轉后，集中到種植大戶和農業企業手中，農民*性收取租金，是當前土地經營的常見模式，但土地作為農業經營的核心要素價值并未充分體現，農民出租土地后也與現代農業發展“分道揚鑣”。常州市武進區試點農村土地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改革，讓承包農戶成為“股民”，分享現代農業的發展成果。

　　武進區農辦副主任姚志平介紹，該區主要采取土地經營權入股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形式，有三個典型案例：一是洛陽鎮湯墅農地股份合作社以603畝土地經營權作價260萬元，入股組建農副產品專業合作社；二是嘉澤鎮躍進農地股份合作社以184畝土地經營權作價2000萬元，入股組建西太湖花木合作社；三是洛陽鎮岑村以550畝土地經營權作價1000萬元，入股組建農地股份合作社，探索構建了“農地股份”+“農民專業”的土地流轉“雙重合作”模式，農民除了“保底收益”，還有“分紅收益”，以及“勞務收益”。

　　“雖然制度設計積極推進，但經營權入股也存在問題和困難。”姚志平說，流轉土地的農民習慣每年收取租金，對入股經營這種新的經營模式不理解，對入股經營參與分紅有疑慮；企業也擔心，土地流轉金本是固定成本，現在卻成了公司股份，如果經營不善，農民無法接受，如果分紅多，會降低自身利潤。

　　“經營權入股，農民和企業的關切都要考慮，如果一下子推不開，可采用‘債股漸進’模式，謀求農企雙贏。”專家建議選擇經營狀況好的涉農企業，按照普通債權、可轉換債權、優先股權、普通股權等債權與股權形式，逐步入股企業，探索“保底+分紅”、股份分紅、優先股等分配方式。這樣，既讓農民分享產業增值收益，又降低失去土地經營收入的風險，同時保障了入股各方的合理權益。

　　讓村集體和農民持續增收，南京市高淳區探索出“股權+能人”的混合經濟模式，釋放出“富能量”。土地流轉后，集體股份由村社區作為投資主體，引入會經營、懂管理的鄉土專家和農業企業參股。東壩鎮東壩村和水草專家汪桂伢、農戶以5：4：1合股養青蝦。陽江鎮勝利村、新正村與龍頭企業帥豐集團以51：49股份，雇用農戶養鱸魚，試點均取得成功，鱸魚養殖畝均效益5000元-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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