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重中之重”理念的進一步提升和實踐的進一步落細，而要真正讓“優先”不停留在文件、會議和口頭上，僅僅依靠自發自覺還不行，必須有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給錢給物不如有個好制度。制度相當于骨骼，沒有骨骼做支撐，還是站不起來，走不了路，必須通過有效的制度供給和體制機制創新暢通瘀堵、破除壁壘、理順關系、打通經絡。

　　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客觀現實也要求必須有一攬子體制機制來確保政策的一致性。我國農村人口是數億級別的。從管理學上，管理跨度和幅度過大，對有效管理是極大的挑戰。要在如此之眾的農民，如此廣袤、發展水平又如此不一致的鄉村中推動優先發展，沒有體制機制作保障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要確保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還要創新優先發展的體制機制，特別是圍繞“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公共財政投入上優先保障，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等“四個優先”，建立健全體制機制。

　　在工作機制上，要明確責任主體，明確各級分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不只是農口的事、分管領導的事，而是全局性、一把手工程。黨中央明確要求：黨政一把手是*責任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這是從制度上對直接責任主體的確認，明確誰來負責的問題；同時，還要在各級分工上，明確誰來領導、誰來落實的問題。按照我們國家的現狀，從省到村這五級中，省市應該主要抓統籌，抓規劃，抓政策引領；鄉村兩級主要是按照要求具體實施；而縣一級尤為重要，是上通政策、下抓落實的關鍵一級，必須把政策落在操作層面、落在本地縣情上、落到具體結果上。

　　在資源要素配置制度上，要建立制度性供給機制。對現階段資源要素配置，各級政府如果一味強調市場機制，實質是不作為的表現，必須用制度性供給來矯正市場失靈。要切實研究人財物等資源要素流入農村的障礙和難點在哪里，拿出善政良策、拿出真金白銀來破除這些障礙、補上這些窟窿。例如，要素自由流動的前提條件是產權清晰，那么，就要加快推動農村“三塊地”改革，完善確權頒證工作。又如，農村吸引人才，需要水電路氣房網，也需要教育、醫療、保險等，和城市一樣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那么，就要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制度，著力去補齊這些短板，創造吸引人才的環境。

　　在考核獎懲機制中，要明確引入農業農村工作指標。優先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要看行動，看結果。要在干部考核機制中引入一定比例的農業農村工作指標，特別是作為*責任人的各級黨政一把手，要在考核中把是否真重視、真推動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作為衡量和檢驗“優先發展”的重要因素。除了干部考核，各行各業也要倡導完善向農業農村傾斜的獎懲機制。在教育、醫療等行業，要讓那些主動到農村一線去掛職、輪崗的*人才有“優先”的評優、晉升、加薪通道；在金融行業，要對那些村鎮覆蓋點多，涉農業務比例高的金融機構實行特殊獎勵政策和差別化考核辦法等。

　　以制度為框架，還要以法治為保障，以法治鞏固制度成果。要邊探索邊總結，把成熟有效的體制機制創新成果納入法治的軌道，制定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法律法規，這樣才能避免出現“拉抽屜”“翻燒餅”，確保優先發展的方向長久不變。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國家可以說是走過了一條工業優先發展、城市優先發展的道路；如今，開啟了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新征程，我們還有很多溝溝壑壑要去跨越，而有了制度的框架、制度的規范、制度的約束，才能在一往無前的過程中始終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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