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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無草，地下無寶”，自然環境差使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成為深度貧困地區，嘎查村集體經濟一度基本為零。

　　2017年以來，他們把*脫貧與發展村集體經濟深度融合。如今，全市1321個嘎查村集體經濟全部“清零”，效益全部“遞增”，其中985個嘎查村的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高者達到年收入40多萬元。

　　“八種模式”實現集體經濟多元發展

　　以黨建為引領，推動村集體經濟取得突破。烏蘭察布市委組織部部長藺建軍介紹，由市委組織部牽頭，通過“三個先行”實現*破題。

　　一是培訓先行“擴視野”，先后組織基層干部赴杭州、六盤水等地學習，還舉行49期培訓班，培訓5400余人次，開闊了干部視野，增強了干部能力。二是政策先行“重指導”，對所有嘎查村開展了“三資”清查，全部設立銀行賬戶，并制定政策文件為發展集體經濟提供保障。三是典型先行“強帶動”，市里首先確定750個試點村，以點帶面發展集體經濟，并對表現突出的予以表彰，營造比學趕超氛圍。

　　據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劉勇忠介紹，全市共探索出八種模式，即將資金、土地等要素入股企業獲取收益的入股分紅型；出租、返租倒包等形式提高土地效益的土地流轉型；建設蔬菜大棚、養殖基地等并通過自主經營、承包、租賃等方式增收的特色產業型；對閑置舊廠房等集體資產采取公開租賃等方式的盤活存量型；新建停車場等，并提供租賃服務的添置資產型；提供技術、管理等服務的有償服務型；依托民俗文化、生態資源，發展田園經濟、觀光經濟的旅游開發型；借助互聯網，建立集體農牧產品網上交易平臺的電商孵化型。

　　卓資縣什字村的集體經濟是典型的添置資產型。村集體建起一處大型戶外廣告牌，出租給廣告商，年收入超過10萬元。豐鎮市馬家庫聯村的集體經濟屬于特色產業型。村集體創辦占地9600平方米的特色養殖場，圈養鴿子、鴕鳥、非洲雁等，年收入8.2萬元。而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嘎查的集體經濟是電商孵化型。村集體建設牲畜收購交易市場一千平方米，配套后勤保障設施，構建網絡銷售平臺，與內蒙古牧歡食品有限公司合作開展網上經營，年收入5萬元。

　　農民增收 貧戶脫貧

　　村集體經濟“清零遞增”，使不少農牧民實現了家門口就業，既緩解了農牧民外出務工和農村空心化的矛盾，還拓寬了農牧民致富增收的渠道，尤其是使貧困戶增加了收入。

　　臨近中午，察哈爾右翼后旗豐裕村的貧困戶王宏一家4口圍在桌前，有滋有味地吃著土豆燉笨雞。“這土豆是村集體經濟給分的，貧困戶每戶400斤，吃了2個月都沒吃完，每人還有300元現金分紅。”他高興地說，2017年起村集體流轉了2000畝土地搞土豆等有機農作物種植，其中有自家8畝4分地，一年收入1800多元；自己和愛人又在村集體經濟務工，兩人一年收入1萬多元，“再不用四處找活干了，村里有了集體經濟，家門口就能脫貧。”

　　不少村干部表示，過去想改善一下村里條件，但苦于“心有余而錢不足”。如今村集體經濟成為改善民生的有效方式，村級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強了。

　　在察哈爾右翼前旗土城村委會院子里，6臺黃色的大型挖掘機整齊地擺放在一角。2018年村集體憑借這些機器，雇傭300多人次的村民為周邊施工企業提供平整土地等服務，發完工錢后，純收入達16萬元。“今年，村里計劃將集體經濟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公益事業，給村里安裝40盞太陽能路燈，還要給貧困戶每人補貼醫療保險費100元。”村支書李銀山盤算著：“剩下的20%用于下一年擴大再生產。明年村里會發展得更好。”

　　村企合作實現多贏

　　有資源、有人才的村自主發展村集體經濟，大多數村無資源、缺人才，則依靠與企業深度合作或入股合作社分紅獲得收入。

　　有的村集體以資金或實物形式入股農民專業合作社。察哈爾右翼后旗西泉村，胡明大學畢業后回鄉創辦旺牧養殖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養殖奶牛640多頭，并發展飼草種植，8年來業績穩定增長。2017年有6個村每個村購買22頭奶牛入股合作社，每頭奶牛每年分紅2500元，即一個村一年分紅5.5萬元。2018年又有一個村投入70萬元現金入股，每年分紅5.6萬元。奶牛和現金入股，合同期均為5年。

　　胡明說：“奶牛和現金入股，擴大了飼養規模，提高了奶牛數量和產量，提升了競爭的話語權。”

　　還有的村集體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烏蘭察布市瑞田現代農業有限公司與周邊12個村集體形成了產業聯合體，各村分別在本村承包土地，再雇村民種植飼草，瑞田公司則給予技術指導，待飼草成熟后統一回收。*后瑞田公司代表產業聯合體將飼草銷售給現代牧業等乳企。瑞田公司負責人李金龍說：“這使公司生產規模大幅擴大，能夠與大型乳企對話，同時12個村集體經濟也有了持續穩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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