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超將110畝土地劃分成了400塊小方地，每塊地100平方米，以溝為界。這些小地塊，就是他為每個承包家庭準備的獨立地塊。

　　為什么要如此劃分地塊？杜德超對此有過計算，一個有五口人的家庭租地種菜，0.1畝地太少，0.2畝地又太多，而100平方米相當于0.15畝，種出來的蔬菜基本能滿足這種家庭的食用需求。

　　隨后，鎮政府出資為杜德超的菜園建起了園區便道、灌溉管網和排水溝渠等設施。一切妥當，杜德超選擇了北碚作為推廣家庭菜園的先行地。他利用電視、報紙及小區廣告欄，到北碚宣傳他的有機生態菜園。

　　這個菜園的具體運作模式，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你的地”每一個地塊由租地者自己命名；“你的菜”每一個地塊全年出產蔬菜不少于30種、1200斤，全屬于租地者；“我來種”采用*的有機生產方式耕種；“我來送”每月分9次，定期配送新鮮蔬菜到租地者家。

　　這種新的菜園種銷模式在重慶還是*次出現。為了吸引市民前去租地種菜，杜德超把每塊地的價格定為全年1680元。“這是相當便宜的價格。”他說。

　　陳豐瑞就是菜園的*批業主，他經常會到菜園看看自家的菜。整個菜園的菜都沒有使用化肥、農藥和化學激素。“其種植標準，比一般的無公害農產品標準還要嚴格得多。”三年了，因為一直使用有機肥，他發現整個菜園的土質得到了很大改良，由板結變得松軟了。

　　杜德超介紹說，菜園的有機肥全是從養雞場購買的雞糞，在發酵池發酵后使用。同時，由于有機農業的種植需要有經驗的老農參與，他便請了當地20多名老農作產業工人，負責種植技術。“從原則上講，我們不支持業主參與到菜地的種植中來。”

　　客戶可監督生產環節

　　在北碚推廣的2年時間里，杜德超的菜園引來了100多名城里人租地種菜。去年，他把每塊地的全年費用調高到了2400元，并將業務推向主城。不到1年時間，又發展了200多名業主。

　　“到現在，400塊小方地，只有不到50塊地還沒租出去。估計再過兩個月左右，剩余的地就會全部‘出倉’。”杜德超信心十足地表示。目前，菜園每天分六條線路，把上千斤蔬菜配送到業主家中。由于每年每戶業主可收到1200斤蔬菜，每斤均價為2元，他的收入就比較可觀。

　　八塘鎮黨委委員彭波認為，對于很多城市白領而言，他們愿意而且能夠支付足夠高的價格來購買綠色、有機食品。而家庭菜園的服務模式恰恰滿足了他們的需求，也使得農場可以獲得高于傳統農業的市場收入。

　　事實上，這種模式在國外早已存在，被稱作社區支持農業（即CSA），在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瑞士，其后在日本得到了發展。當時的消費者為了尋找安全的食物，與那些希望建立穩定客源的農民攜手合作，建立經濟合作關系。這是一種城鄉社區相互支持，發展本地生產、本地消費的小區域經濟合作方式。

　　目前在國內，也有多家這樣的CSA農場。在北京，領跑者是一家名叫小毛驢市民農園的農場。這個農場同時提供勞動份額（即認養土地種菜）和配送份額（向消費者配送有機蔬菜），其負責人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村與農業研究院博士生石嫣。從2009年起正式營業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農場里的勞動份額就已經滿員。

　　“我們施用蚯蚓糞與麻醬渣等有機肥料，完全做到了生態農業，客戶還可以監督農場的生產環節。”石嫣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CSA自然天成，大家都是參與者，互相之間形成了信任和信用。這可能是一種更為長效的信任，同時還起到了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

　　種菜是一門技術活

　　盡管如此，在一座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家庭菜園”對解決蔬菜供應只是杯水車薪，不可能成為產業常態。

　　在石嫣看來，目前CSA模式面臨的困難，在于市民不太接受只吃應季蔬菜的觀念，以及消費者對CSA模式本身的認同度不高。CSA模式不會成為未來食品供應的主流，只會是在食品安全問題頻出的情況下的某種補充或替代。真正要解決食品安全問題，還是要靠農民或種植大戶改變現有的種地模式。

　　八塘鎮蔬菜基地一位趙姓老板表示，城市周邊的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城里人不可能人人都去租地種菜。而且，由于大城市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再加上種菜是一門技術活，即便是自己種的菜，也未必就能很好的存活。

　　“與個人種菜的低效率及小規模相比，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蔬菜直供基地。”這位蔬菜種植大戶建議，比如在北京、上海和重慶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選擇數個蔬菜直供基地。相關部門和經銷商可以與這些基地的農戶在合同中約定，不能濫用農藥和化肥，并不定時派第三方進行抽檢。一旦發現有違合同約定的行為，就取消該基地的直供資格。

　　有專家表示，蔬菜直供制度不僅能夠降低流通成本，而且還能夠追溯蔬菜產地。一旦出現問題，就能對蔬菜基地實行“株連”政策，倒逼地方政府加強監管。此外，也可以讓農民之間互相監督，“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誰不用農藥、化肥和生長劑，誰就吃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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