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許多農民外出務工進入城鎮，大量農房閑置，一邊是許多市民希望重返田園，體味“采菊東籬下”的恬靜生活，兩種現實需求與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相結合，孵化出“共享農房”的新理念。

　　“共享農房”的出現，激活了“沉睡”的資源，推動農村空閑房屋開發利用，又帶動城市居民下鄉休閑養老、創新創業，為城鄉融合、振興鄉村提供了新思路。然而，農房共享過程中如何讓農民持續受益，也是許多農民朋友關心的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豐富試點內容，抓緊制定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指導意見，研究起草農村宅基地使用條例。今年兩會上，我們就此專訪了部分代表委員，聽聽他們怎么說。

　　你聽說過“共享農房”嗎？

　　自從共享單車紅極一時后，共享汽車、共享充電寶、共享辦公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今，共享經濟的風潮又刮到了農村，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借力企業平臺的專業運營，大量的閑置農房從“沉睡”中蘇醒過來，成為連通城鄉的橋梁，為農民帶來經濟紅利，讓鄉村煥發了新的生機。

　　“共享農房”的探索只是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宅基地改革的一個縮影。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圍繞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較強針對性、前瞻性的硬任務：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試點，豐富試點內容，完善制度設計……改革如何順應當前農業農村的新變化，怎樣滿足農民群眾現實的利益訴求，如何服務于鄉村振興的長遠目標？今年兩會期間，“共享農房”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熱詞”之一。

　　基層創造：尊重農民意愿

　　湖南省長沙縣開慧鎮錫福村村民彭正祥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家臟兮兮、鬧哄哄的豬舍可以帶來這么大的收益。2016年，彭正祥投入11萬元將閑置房和廢棄豬舍打造成精美的客房，與企業合作開展民宿服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掙了兩萬多元。“過去我10間房里有7間閑著，現在想想真是太浪費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大量農房、宅基地因此閑置。與此同時，由于資源緊張，也有部分農民在本村無房可住、無地可建。

　　“我們村建設用地緊張，申請宅基地遲遲批不下來，這下終于不用在外面租房了。”今年1月，浙江省義烏市廿三里街道里兆村村民吳建東順利中標福田街道西張村的1.5間（54平方米）宅基地，說起此事他難掩喜悅之情。

　　“按照國家現行的土地制度，村民建房的宅基地只能在本村申請安置，除了易地扶貧搬遷等特殊情形外沒有跨村安置的途徑。這就導致了農村宅基地利用的供需錯配，一邊是一些村莊土地資源閑置浪費，另一邊是一些村民因為村內無地建房，只能在外租房。”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工商聯副主席陳愛蓮說。

　　陳愛蓮認為，義烏進行的農村宅基地競拍既符合當地實際，也順應了農民的需求。“由于需求客觀存在，但沒有合法渠道，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地下交易’的現象時有發生，引發了不少民間糾紛。”除此之外，更深層次的矛盾是，農村宅基地如果一直“沉睡”，“農村與城市在人力、物力上難以實現雙向流動，阻礙了城鄉一體化建設，也阻礙了農民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給出這樣一組數字：全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總量在19萬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超過70%的是宅基地。改革開放40年來，2.8億農民工進城，宅基地出現了大量閑置。有關數據顯示，農村目前有3000多萬畝宅基地是閑置的，這已經超出了城市已有住宅用地面積的總和，“大量農房和宅基地被閑置，為什么不能夠有效地利用起來？”

　　農房能否發揮更多的價值？農民也有自己的想法。義烏市農商行曾經做過一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0%的農戶希望農房能用于抵押貸款，三成農戶有農房抵押需求。

　　“推進宅基地改革，很多人擔心農民利益受損。但關鍵問題是，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包括抵押、出租和轉讓，到底是保護還是傷害農民利益，要由農民說了算，如同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座談會上說的，要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蔡繼明說。

　　價值發現：激發鄉村活力

　　在星空下睡去，在鳥鳴中醒來，漫步田埂、采花摘果，坐蔭芳林、閑話品茗……這是生活在現代都市的人們向往的田園生活，也是“共享農房”喚醒鄉村后重新著色的美妙圖景。

　　如今，錫福村有21戶農戶加入“共享農房”平臺，不但閑置農房變身成詩意民宿，隨著人氣越來越旺，生態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也迅速發展起來。

　　近年來，農家樂、民宿、居家養老……農村閑置房的創新盤活模式層出不窮，也顯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全國政協委員、江蘇連云港市農業科學院院長徐大勇認為，盤活農村閑置房資源是一個城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的過程。城市人可以在農村尋找鄉愁記憶，享受閑暇時光，而農民不只是得到一份收益，資本、觀念、人才、技術、公共服務的輸入還將從更深的層次改變農村的發展方向。

　　“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深入推進的大背景下，通過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給農業的發展也帶來機遇。”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副省長王世杰說，貴州作為易地扶貧搬遷大省，數量占全國的十分之一多。農民從分散的、不適宜居住的地區整體遷入城鎮安居，不但改善了居住條件，而且原有的宅基地復墾后可以流轉，農民享受了收益，當地的農業也得以規?；l展。

　　在海南，共享農莊還帶火了熱帶特色高效農業。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縣打安鎮副鎮長兼田表村黨支部書記羊風極談起共享農莊滔滔不絕：“過去海南雖然游客很多，但都是住在海邊?，F在有了共享農莊，越來越多的游客住到了鄉村，村民不但租金有收益、就業有出路，還通過認養、認購等形式解決了農產品銷售問題。”

　　千百年來，土地承載著農民的夢想，今天又被賦予了更多的價值功能。“同時我們要看到，農村宅基地改革的制度紅利尚未充分發揮，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全國政協委員、江西農業大學副校長劉木華認為，未來應通過科學的規劃設計，高效利用土地資源，為農村騰出更多的集體用地，既可以用于發展產業壯大集體經濟，比如發展特色農業、休閑農業，也可以用于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比如修建養老院、文化場所等，推動城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從而真正實現“三農”強、富、美。

　　分享紅利：堅持底線思維

　　農房共享了，利益共享了嗎？在錫福村，企業與村集體、村民三方在合作發展民宿的利潤分配上達成一致：村民占比60%，村集體占比10%，企業占比30%。村民占大頭，這是錫福村在改革之初就確定的原則，也是決定“共享農房”能否走得更遠的關鍵。

　　2016年11月27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明確規定，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糧食生產能力不減弱、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底線。

　　“目前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這四條底線就是確定改革方向的錨點。”劉木華說，“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農地的收益也要留在農村、用于農村。”

　　“實際上，我們在試點過程中確實發現了一些問題，有的措施、做法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夏濤告訴我們，“試點就是個蹚路的過程，應該看到我們還有很多基礎性的、立法性的工作需要跟進。”

　　今年兩會，民進中央提交了《關于推進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提案》，建議修改《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嚴格根據公共利益需要限定征地范圍，防止侵害農民權益；同時對于城市建設中的非公益性用地，建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使廣大農民平等地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農村集體的土地，也要對失地農民給予合理補償。

　　“取之于農，用之于農。”一方面要堵住侵害農民利益的口子，另一方面也要放開賦予權利的閘門。蔡繼明認為，現行《物權法》和《擔保法》并沒有賦予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抵押、擔保職能，要全面推行農房（包括宅基地）抵押、擔保，必須修改相關內容，使農村集體宅基地與城市國有宅基地具有同等的用益物權。

　　土地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非一朝一夕之功。目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工作已經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但從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可以看出，內容正在逐漸細化：“調整完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范圍，提高農業農村投入比例，重點用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扎實開展新增耕地指標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使用，調劑收益全部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支持鄉村振興。”我們可以期待，宅基地“三權”分置的探索將在保障農民利益的前提下更加深入、更加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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