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袤的中國，地大物博。多彩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生發于這片土地，又深刻影響著這片土地。

　　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說過，“文化即在滿足人類的需要當中，創造了新的需要，這恐怕就是文化*的創造力與人類進步的關鍵”。

　　多年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影響，我國城鄉之間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處于失衡局面。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大力繁榮發展文化事業，以基層特別是農村為重點，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進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

　　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加強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振興鄉村文化，不僅是當務之急，更具長遠意義。

　　5月13日至19日，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劉新成帶隊，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加強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專題調研組在內蒙古走社區、訪嘎查，進蒙古包，隨后22日至26日，由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儒林帶隊的同主題另一路調研，在湖北省荊州和宜昌的市縣鄉村深入展開。

　　盡管蒙鄂發展水平不同，南北民族文化存在差異，但調研中可以發現，經過近幾年的部署和落實，我國不僅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思路，還初步建成了包括國家、省、地市、縣、鄉、村和城市社區在內的六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成效顯著，基層文化活動豐富而充滿活力。

　　而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具體到農村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同樣呈現出新需求和新變化。凡益之道，與時同行。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從“有沒有”走向“好不好”，成為新時代的要求，也是美麗鄉村的呼喚。

　　富了“口袋”還要富“腦袋”

　　無論在遼闊草原的內蒙古，還是在多民族聚集的湖北。調研組*的感受，莫過于今日農村天翻地覆的變化。

　　物質生活逐漸豐富的農民群眾，有了錢之后也開始有了“閑”。

　　調研組一行來到龍舟坪鎮兩河口村時，69歲的文化隊長身穿大紅褂子，正跟文化隊隊員們一起演練節目。

　　談起現在的農民生活，瘦高個子卻精神矍鑠的老隊長笑得合不攏嘴。委員們問，您覺得什么是文化？他不假思索地說，文化就是快樂。“現在農民的生活好起來了，不愁吃喝以后得有點別的追求，啥是文化，我們老百姓就覺得文化就是讓自己心情舒暢。”

　　幾句大白話，說樂了一群人。在人群中，龍舟坪鎮綜合文化站站長宿永祥笑著補充說，“其實就是現在的農民不僅要富‘口袋’還要富‘腦袋’。”

　　曾幾何時，人們在談論農村和農民時，有意無意會貼上“沒文化”的標簽。但加強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共建共享可以凝聚人心、激發正能量，真正讓人們有家園的歸屬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推動先進文化占領農民群眾思想主陣地，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農民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都將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

　　而作為少數民族地區，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鄭福田委員認為，內蒙古十分重視基層公共文化服務，不僅因為文化的問題，更是固邊安邊、保衛國家安全的需要。

　　因此在調研中，我們能聽到張繼委員在內蒙古的感慨，“在對邊遠牧區的走訪中，發現盡管地域廣、人員稀，牧民們仍然能在家門口享受到文化服務，真是沒想到。”

　　也能看到劉月寧委員在湖北的感動，“松滋市有關部門對民間民俗文化的傳承保護發揮了前瞻性作用，卸甲坪土家族鄉山歌大王寧遠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對上萬首山歌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這無疑是當前土生土長的農村基層文化中的瑰寶。”

　　然而經過深入調研，委員們收獲了成效和經驗，也發現了新問題和新矛盾。農村文化根植于一套鄉村獨有的生產和生活經驗體系，由各地不同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條件所決定，所以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必須跟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相融合。而委員們發現有一些矛盾的產生恰恰就是源于“不相融合”。

　　文化服務需與文化需求“*”對接

　　從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出發，不難看出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均等化，從而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關鍵，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化，以標準化手段優化文化資源配置。

　　按照這個思路和要求，其實各地為了建立完善標準體系出臺了系列文件和舉措，指導各地結合實際情況，在服務內容、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和人員配備等方面制定明確標準和相應實施方案。

　　“經過調研有一個深刻體會，有些文化設施屬于典型的‘只管建不管用’，*性建設較多，建成后的運行維護管理問題比較突出。”天津市河東區副區長丁梅委員分管文化工作十幾年，“當我們的文化設施建成后，大部分時間處于閑置狀態，至少說明這個文化設施跟群眾的文化需求是脫節的。”

　　“文化送到門上，但沒送到百姓心坎上。文化設施建到村口，但不符合村民胃口。文化產品放到網絡，但未得到網蟲熱絡。”這段生動形象的話，是張復明委員的調研“心得”。因為格外關注公共文化資源的配置結構和利用效率問題，張復明留意到一些地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大量閑置，甚至無人問津的現狀。

　　針對這個現狀，包括王建國委員、譚躍委員等在內別的不少委員都提出建議，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要在文化場館設施和群眾文化活動兩個方面同時發力，更加注重形式創新和內容更新，更加注重便捷性、選擇性、互動性，更加注重娛樂性和教育性的融合協同，切實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率效益效力。

　　委員們并不在同一路，但這樣的“不相適應”似乎是共同的問題。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在新的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務的主體或許沒有變，但服務的形式一定會有變化。至于這個變化應該是什么？那似乎應該看看我們今天服務的對象有了什么樣的變化。

　　“今天的農村，大部分中青年人都外出打工，剩下的老人婦女孩子居多，比較受歡迎的文化活動似乎應該是廣場舞和本地特色文化活動。”宋華平委員原本以為，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兒童的鄉村，文化活動是可以想象的。

　　但讓宋華平沒想到的是，農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并不單一匱乏，中國書法他們同樣十分喜愛，宋華平說，每次春節之前去農村寫春聯送春聯，老百姓把書法家們圍得水泄不通。而在調研中，委員們發現隨著網絡在農村的普及，農民群眾通過互聯網和手機進行的文化活動同樣占比不小。

　　事實證明，立足于城鎮化發展的趨勢，公共文化服務還是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像擰螺絲帽一樣，要能擰得上，要合適。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兩個重要工程。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帶動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一方面，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必須緊緊依靠和充分調動農村文化建設主題———農民的力量。”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丁偉委員提出，應該立足于城鎮化發展趨勢，針對以留守老人和兒童為主的農村社會現象，研究制定農村文化建設政策，使城鎮化與農村文化建設形成良性互動、互為補充。

　　朱曉進委員則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他認為要提升服務效能首先要重點研究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農村群眾文需求的特點和趨勢，清楚農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公共文化服務，從而使制定的公共文化政策有更強的針對性。

　　用本土文化打通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后一公里”

　　怎樣去理解文化，這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我們總說送文化、種文化。言下之意，似乎村民們自身并沒有文化。”潘魯生委員表示，其實文化不僅是文藝，更不只是娛樂，文化是生活的藝術，不能用我們城市里想當然的文化去改變一個地區的固有文化。“一定要聽聽農民真實的聲音，關注他們的文化娛樂，也關注隨著科技進步、社會文化的影響給他們帶來的新的需求。不能用行政的手段，而是在尊重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弘揚*文化。”潘魯生表示。

　　廷·巴特爾委員在牧區工作40余年，作為嘎查致富帶頭人，每年都有上萬牧民慕名前來，希望聽他講課。“我從來不用稿子，也不給他們講高深的東西。就講養牛，為什么我養牛掙錢，你的卻賠錢。我蓋的房子好用，你的不好用。”牧民們聽得聚精會神，臺下沒有一個玩手機的。”廷·巴特爾說，文化不是單一的學習書本知識，對于農牧民來說，需要的生產生活技能，都是文化。他們樂意學到新鮮事物，要給他們送感興趣的文化。

　　還有委員發現，我們建了大量的文化活動場所、設施，但相對來說文化活動還是少了一些。丁元竹委員對記者表示，他*關注的是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設施配套中，如何把人力資源也配置上去。比如動員全國各地的文化團體，通過經營服務的方式，參與到當地的文藝活動，把場所、設施充分利用起來，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這樣我們投入的物質才是有效的，才能讓更多群眾有獲得感和幸福感。”

　　但其實在農村基層，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很難截然分開。

　　委員們發現，一些街坊鄰居吃完飯來圖書館和文化場所，除了看書，也是想交流生活、放松心情。所以基層文化服務要把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社會圈子，凝聚基層正力量。

　　在調研中，吳尚之委員饒有興致地拍下了內蒙古一位村民自己編著的二人臺劇本，在他看來，劇本寫得十分鮮活接地氣。“元雜劇剛興起的時候，也是一些農村的秀才在創作，得到了百姓的喜愛。”他表示，應該鼓勵村里“文化人”的創作積極性，通過他們編寫戲劇給農民看，不僅僅依靠上面送戲下鄉，反而能有更大的共鳴。

　　無獨有偶，在湖北省的土家族村，調研組感動于當地政府和老百姓對于民間民俗文化的傳承保護與推廣，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儒林連用了幾個形容詞來表達內心的感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母體和根基就在農村。現在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重視‘送文化’、‘種文化’，還要下功夫‘挖文化’，深入挖掘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并不斷在傳統文化中融入社會主義文化新內涵，生生不息，一代一代持續傳下去。”

　　或者，這些鄉親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的文化，才是*與水土相服的。

　　加強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需要發動全社會力量

　　如果說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資源主要來自政府，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就更加“依賴”政府。

　　當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加入到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領域，豐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由于受政策、資金等因素制約，社會組織在農村發育緩慢，還不具備為政府分擔職責、為農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能力。“可以采取政策鼓勵、資金扶持等方式吸引社會組織，尤其是各類民間公益組織積極參與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逐步優化服務供給結構，滿足廣大居民多層次的文化服務需求。”劉廣委員說。

　　而調研組在湖北省也發現當地基層推行的“以錢養事”制度，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上形成一種分攤機制，即“引導重心在中央、規劃重心在省、管理重心在縣、服務重心在鄉村、消費重心在社區”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架構。

　　然而無論怎樣的機制和架構，讓農村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落地的還是靠人。

　　“在這么多地方的調研中，我們發現但凡基層文化做得好，肯定都有一個默默奉獻的好的帶頭人。”周予援委員回憶道，有的是文化站長，有的是文化中心戶，但這些有著鄉土情懷又本身熱愛文化的老站長和老文化中心戶，大都年紀已經不小了，未來還有誰能接班嗎？現在基層文化人才嚴重不足，后繼就更堪憂。

　　推進鄉村文化振興，關鍵在人，關鍵靠人才。

　　當前受地理位置、薪酬待遇、發展平臺、人文環境等因素限制，鄉村“硬件”和“軟件”先天不足，鄉村人才工作氛圍不夠，普遍存在引進人才難、留住人才更難的現象。

　　當然，為了激發農村基層文化人才活力，調研組也發現了各地的積極經驗，指導制定更加寬松的文化藝術人才評價相關辦法，探索推行“縣聘鄉用”制度，采取鎮委宣傳委員兼任文化站站長、參照事業單位待遇配備文化站工作人員、發展志愿者等多種形式充實和加強文化站工作人員隊伍。

　　“人才本土化的培養不容忽視，各地學校在公共文化建設上也可以有所作為，不要把未成年人的教育與文化脫離開，本來學校是一個非常好的載體，要把教育與文化深入融合在一起。”呂成龍委員坦言，這樣的啟發來自調研組所到的松滋市卸甲坪村明德小學，這個學校每一個年級學習一項當地民俗文化，孩子們的文化生活與體育、教育都在融合在一起，對于文化的保護傳承非常有意義。

　　夏潮委員認為，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黨員和骨干人才力量同樣重要，“黨員的作用不僅在帶頭致富，還要體現在助推鄉村精神文化上。”

　　大力支持培育激勵一批農村文化服務的本土化的骨干工作隊伍，這是保障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后一公里”的*根本的力量。“要在*根本的關鍵環節設立獎激勵機制，還要將打造骨干人才隊伍與調動人民內生動力結合起來。”在張妹芝委員看來，文化是人精神需求的本能，把群眾內心中這個本能和原動力激發出來，人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兩路調研的足跡縱橫南北上千公里，“一竿子插到底”的調研方式讓委員們更深切了解中國鄉村的文化需求與供給現狀。在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劉曉冰看來，通過切實提高調研質量和效果，委員們在咨政建言和凝聚共識上充分發揮作用，也必將為助推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踏踏實實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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