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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戶均約2800畝的美國農場截然不同，中國農業的主體仍然是戶均耕地約10畝的小農戶。正因如此，中國農業的產業鏈條高度依賴各級批發市場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小商小販，巨大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損耗限制了農產品生產到消費的循環半徑，甚至陷入“生產者賠錢+各級商販不賺錢+消費者出高價”的怪圈。總結起來，傳統農產品產業鏈主要面臨四大挑戰。

　　小農戶經營，交易成本高，傳統商業模式下大資本望而卻步。

　　相較于美國農場約300萬從業人員（100萬左右的合法職工另加200萬左右的“非法”移民季節性短工），日本約250萬農業從業人員和臺灣地區約77萬農業從業人員，中國鄉村的常住人口仍有5.64億人，中國農業的生產主體仍然是約2.3億小農戶。

　　從發達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經驗來看，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大農業，因其農場規模大，從包裝、加工、儲藏、運輸到配送和銷售，均形成了大資本主導的一體化產業鏈條；二是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小農業，由于其總量小到只占本國農產品供應的一小部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則更小，所以形成了政府主導下高度組織化的內封閉循環模式。

　　顯然，美國和日韓的模式均不適用于中國。近年來，雖然國家一直在推動規模化經營，向著超過100畝的“規模化”“大”“家庭農場”的目標努力，但實際上要達到日本今天的戶均耕地面積約30畝，甚至于達到臺灣地區戶均15畝的目標都很難，更不用說達到美國戶均約2800畝的規模。分散的小農戶決定了中國農業產業鏈的基本狀態，由高度分散的小農戶，加上千千萬萬的小商小販，再加上缺乏新式設備的毛坯型批發市場構成，這是一個相對低效能、高損耗、高成本的產業鏈體系。任何資本面對如此分散而細小的交易主體，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而退縮，這也是中國現代化之路上面臨的重要難題。

　　產業鏈過長，中間商疲于轉手，消費者出高價、生產者不賺錢。

　　當中國農民以低價格將農產品賣給小商販，而城市中的消費者又以翻了五倍甚至于十倍的高價格購買時，我們不禁會問，錢到底被誰賺走了呢？實際上，在傳統的農產品產業鏈條中，并沒有哪一個環節取走了本該屬于其他主體的暴利，而是所有參與方均不賺錢，這是由發端于分散小農戶的冗長產業鏈自身的低效能造成的。

　　以河南大蒜賣給北京消費者為例，傳統產業鏈中，一斤河南農民地里的大蒜要到達北京消費者的餐桌，需要經歷農民—小商販—產地批發市場—商販—銷地批發市場—超市/菜市場—消費者，這6個環節。在各個環節中，面對著物流和儲運的高損耗、上游環節傳導下來的以次充好等各類風險、下游環節的市場不確定性、再加上本環節高強度的勞動和資本投入，使得各個環節所增加的成本都在30%-50%左右。因此，各個環節加價30-50%遵循了完全競爭條件下超額利潤為零的市場規律。也就是說，所有環節賺的都是辛苦錢，沒有獲得任何的超額利潤。那么各環節加價30%-50%的市場結果是什么呢？如果地頭價是1元/斤，經過6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加價30%，消費者支付的價格是1.3的6次冪，為4.8元/斤；如果每個環節都加價50%，消費者支付的價格是1.5的6次冪，約為11.4元/斤。

　　此外，區別于美國農超對接模式的超短產業鏈和日韓的封閉式產業鏈，我國過于冗長且開放的產業鏈還有兩個難以克服的弊端：一是各類主體過于分散，無法實現農產品的標準化，而標準化又恰恰是整個產業鏈提高效率效能，實現現代化的基礎條件；二是在產業鏈中混入了過多的道德風險，既包括以次充好故意混摻等面向下游環節的經營性道德風險，也包括在滅蟲、催熟、保鮮和儲運過程中，不規范使用各類投入品的質量安全風險。

　　天量生產者對海量消費者，超時空交錯，物流成本過高。

　　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如果將我國的農產品產業鏈與美國相比，*相似之處就是長距離的物流跨度，不同之處在于美國的產業鏈*前端是大農場而我們是小農戶；與日本、韓國相比，*相似之處是前端的小規模農業，然而，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物流，都是在相對較小的空間內發生的。日本的國土面積是37.7萬平方公里，比中國四川省還少10萬平方公里，中國臺灣地區只有3.6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成都市的面積，再加上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的農產品自給率并不高，大量農產品依賴進口，因此，它們的農產品物流壓力相對較小。

　　在產業鏈前端，我國擁有與日本和韓國類似的小規模農業，而且我國的農產品產量超過日本的百倍，同時又擁有與美國相似的物流跨度需求。也就是說，我們要在960萬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將2.3億小農戶生產的農產品與14億消費者的需求通過龐大的物流體系連接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物流損耗率控制在21％—35％（美國控制在7％以下）已屬不易，當然更難像發達國家那樣，在農產品物流體系的所謂“*公里”實現規范化的包裝、分級、信息搜集和可追溯性，這也成為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隱患。

　　實際上，制約我國農產品物流發展的突出困難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生產端的高度分散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導致在生產端投資物流基礎設施存在巨大風險，而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在農產品物流體系的“*公里”實現規范化的包裝、分級是物流現代化的前提；二是農產品季節性強，物流基礎投資存在閑置周期，要素的綜合效益難以提高，也導致產業鏈“*公里”的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

　　信息流失真，優質難優價，“特色品牌”發展受限。

　　隨著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業的相對弱勢地位逐漸顯現。農業自身的生產特征，再加上農產品需求的剛性，使得農業生產者無法通過持續提高產量來增加收益，只能通過質量差異化前提下的價格增長來獲得社會平均收益。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實現優質優價，而品牌化是實現優質優價的必要條件。

　　然而，在小農戶分散生產的背景下，由于農產品的標準難統一、品質的細微差異難感知、“冒牌”成本低而懲治“冒牌”的成本高、農產品自身的季節性間歇因素導致品牌維護費用高等因素，導致農產品優質難優價，特色品牌成為免費WiFi。例如，陽澄湖大閘蟹產量只有8000噸左右，可市場流通有7萬噸之多，出現了“洗澡蟹”；五常大米產量只有110萬噸，可在全國流通的五常大米超過1000萬噸。顯然，建立一整套農產品品牌培育和保護的機制，確保優質優價的實現，是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上必須解決的難題。

　　顯然，在傳統商業模式下，上述四大挑戰橫亙在中國現代化之路上成為艱巨的屏障。可喜的是，以拼多多為代表的新電商平臺可以將小農戶與大市場低成本對接，打造全新的農產品產業鏈，有望破解中國現代化之路上所面臨的千年難題，這將是中國在幾千年小農社會基礎上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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