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學界對于村委會選舉以及農村基層民主實踐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套用西方政治學關于代議制民主的研究理論。與現代大規模社會中實施的代議制民主不同，村委會選舉是在小范圍的村莊內部完成的，村委會選舉所依賴的社會條件與代議制民主所依賴的社會條件完全不同。形式上公平中立的村委會選舉制度，能否在結果端輸出村莊善治與農村基層政治民主，還取決于選舉制度所依賴的村莊社會條件。在村莊熟人社會環境下展開的村委會選舉活動具有三個方面特征。

　　村民的投票行為存在外部性：農民進行投票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到自己的偏好，而且還會考慮其他村民的投票決策。

　　布坎南分析投票行為存在外部性，認為在多數同意的規則下，“一張選票代表著一種把外部成本強加給他人的潛在權力”。這種外部性機制在村莊政治活動中也發揮作用。比如在村委會選舉中，某農民原本更傾向于將票投給甲候選人，當他意識到其他多數投票者被候選人乙成功動員之后，該農民由于擔心得罪*終可能當選的候選人乙就可能改變投票決策。

　　外部性機制表明，農民進行投票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到自己的偏好，而且還會考慮其他村民的投票決策。這種外部性機制對村莊政治過程造成深刻影響，與熟人社會中的信息高度透明有關。以村委會選舉為例，盡管在制度上規定匿名投票和秘密填票，但是投票動員基本是在選舉過程之外完成的。我們調查過一些選舉十分激烈的村莊，*后出現兩個候選人以一票之差而決定勝負的情形，這種情況通常會伴隨著激烈的對村民拉票動員過程。與大規模陌生人社會中的投票行為相比，熟人社會中的信息透明因素強化了投票的外部性，一方面大部分村民的投票偏向通過日常行為基本可以推測，另一方面村莊內部存在各種社會關系為拉票動員提供手段。熟人社會條件反而壓縮了選舉競爭的自由空間。

　　農民投票決策的非理性特征：“認親不認賢”、農民對于選舉*終結果的負責程度較低。

　　對于選民理性這一前置條件，很多學者已經在理論上進行了批評。布坎南吸收了熊彼特的觀點，并歸納造成政治過程中的“個體理性的限度”的兩方面原因：一是政治結果存在不確定性，二是個體不對政治結果直接負責，降低了個體決策的責任感。上述這些結論也適用于對農民投票行為的分析。在村委會選舉中通常出現候選人的個人能力和政治素質都很高卻落選的結果，反而是一些不符合村莊公共治理需要的“惡人”“狠人”等當選。這類情況并不少見，原因在于選民具備充分理性的假設在村委會選舉實踐中并未完全實現。

　　“認親不認賢”是農民在選舉投票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村委會選舉制度的設計理念是農民理性地選擇*符合治理需求的村委會班子。但是在實際投票過程中，農民并不是依照“*治理”的標準作出投票決策。發達的社會關系網絡是村莊熟人社會的另一個特征，即村莊中存在血緣、地緣、業緣等各種復雜關系。農民的投票行為深深地嵌入在這些社會關系網絡中，農民更多地是根據自己與候選人的親疏遠近關系來投票。

　　農民投票選舉或是監督村委會成員都屬于集體行動。農民在投票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非理性邏輯，與農民對于選舉*終結果的負責程度較低有關。例如，有兩個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其中候選人甲是公認的“好人”，候選人乙是名聲不好的“狠人”。某農民認為甲當選更有利于村莊治理，但又不愿得罪具有暴力傾向的候選人乙。投票時，該農民抱有僥幸心理，認為只要其他人投票給甲，自己投給乙一票不會影響結果，并且還可以與乙建立良好關系。這個農民是這樣打算的，其他農民也會作出類似的決策，*終結果可能是多數人都不滿意的乙當選。個體理性很難達成集體理性，致使投票陷入集體行動困境。

　　政治機會的實質不均等：村委會選舉受村莊內在的結構性因素支配。

　　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凡是年滿十八周歲且未被依法剝奪政治權利的村民，都有選舉權利和被選舉權利。村委會選舉制度的正當性體現在它為村民提供均等的政治機會，但實踐中很多地區卻普遍存在“富人治村”現象，出現村干部多被村莊經濟精英擔任的趨勢。村莊權力不是均質分布的，原因在于村委會選舉受村莊內在的結構性因素支配。

　　當前農民之間的經濟分化逐步顯著，村莊內部的社會分層結構開始出現。村莊經濟社會分化構成村委會選舉的重要影響因素，很多地區的投票選舉過程中存在經濟動員現象。村委會選舉制度在村莊中提供開放的政治機會，以中立性的選舉規則來促成程序正義，但是在村莊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下，形式公平的選舉制度產生政治機會實質不均的后果。廣泛存在的“富人治村”現象表明，不同村民通過競選獲得村級公共權力的機會與其經濟實力高度相關。

　　當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不能將民主形式與民主實質混淆。競爭性選舉制度作為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基本形式，其合法性建立在輸入端，而非輸出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治建設，不僅要落實民主制度形式，而且要追求實質民主和良好治理格局。在此意義上，單純的村委會投票選舉不是實現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充分條件，在村委會選舉之外還要切實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定黨組織在村民自治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同時又在這一原則性規定之外為地方因地制宜地探索民主實踐形式留有空間。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施行以來，很多地區已經進行過七屆村民委員會選舉，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諸多理順“兩委”關系和鄉村關系的工作經驗，推動了村民自治向實質民主邁進。一是在村干部選拔環節中將民主選舉與培養制度結合。后備干部培養制度強化了基層黨組織在農村干部選拔上的領導能力，提升了干部整體素質，穩定了村委會換屆選舉過程，同時也保障了農民的民主權利，屬于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推進實質民主的重要形式。二是積極推動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一肩挑”。“一肩挑”做法將村委會選舉作為產生村支部書記前置制度形式，既不損害民主選舉制度，又激勵現任村支部書記積極開展群眾工作以擴大群眾基礎，提升黨的領導能力。三是在權力運行環節增強民主性。近年來，全國不少地區創新農村基層民主工作的重點是針對村干部權力行使問題。譬如，浙江省寧海縣探索實行“村級權力清單三十六條”制度，明確權力行使流程，劃定村干部權力范圍，制定權力監督規范，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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