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絕不是不要城鎮化，更不是把城鄉發展對立起來，而是要從我國實際出發，把握好發展階段的脈搏，科學引領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格局變化。像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實現現代化，這在世界上還沒有先例，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從我們自身已有的實踐來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情況已經比較清晰。

　　*，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在于人口規模巨大，地區情況千差萬別。從理論角度看，根據錢學森的系統理論，人類社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特殊復雜的巨系統，中國尤其如是。巨系統具有層次性，子系統之間的關系不僅復雜，而且隨時間和情況有極大的易變性，系統的結構是不斷改變的。這說明，在開放的環境下，中國社會這種復雜巨系統自身的運行特點所遵循的規律都有極大的特殊性，與一般國家有著極大差別，解決我國的特殊問題世界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更不可能照搬照抄別國的做法。從現實情況看，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往往對它的城鎮化道路和人口的城鄉分布產生很大影響。我國民國時期的學者吳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就分析到這個問題。他把世界各國分為四大類：一是人多地少，農業人口比重低，如西歐國家；二是人少地多，農業人口比重低，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是人少地多，農業人口比重較高，如蘇聯；四是人多地少，但農業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國、印度及大多數亞洲國家。他認為，第四類國家要實行現代化，難度更大，非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不可。如果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差距過大，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過大，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過大，那惠及全體人民的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就不可能建成。我國人多地少，農業人口比重很高，要實現現代化，難度很大，必須走自己獨特的道路。

　　第二，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人口必然會逐步減少，有些村莊會因各種原因而逐漸消失，但這是一個“產業、人口、土地、社會、農村”五位一體的互動過程，更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從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來看，一般會經歷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過程。我國的城鎮化過程相對比較特殊，1949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城鎮化速度和進程比較正常，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0.64%提高到19.75%。但從1961年開始出現了逆城鎮化，再往后由于戶籍制度、糧票制度等一系列阻斷農業人口城鎮化措施的實行，我國的城鎮化率長期在17%左右徘徊，直到改革開放。如果按常住人口計算，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約1個百分點的速度持續增長，2011年*次超過50%，到2017年達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從2011年到2016年，雖然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仍在不斷上升，但外出農民工的增速卻已明顯放緩。這說明中國農業轉移人口的城鎮化進程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

　　第三，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這些功能對國家整體發展都必不可少，只有形成城鄉之間不同功能的互補，才能使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健康推進。因此不管城鎮化發展到什么程度，鄉村都不可能被替代、被消滅。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產業、集聚資金、集聚技術，形成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起到帶動一個地區乃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鄉村的功能則是更多地為城市提供生態屏障，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農產品，保存國家和民族自己源遠流長的優良傳統、習俗人文和歷史文化，具有文明傳承的功能。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和鄉村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兩種功能都要存在，如果消滅其中任何一種功能，整個經濟社會就很難正常健康發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可能只建設發達的城市，而罔顧落后的農村，那樣就不可能建成現代化的國家，更不要說城鄉居民都要同步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所以國家不能讓鄉村衰敗。隨著人均GDP的快速增長，我國農業農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十三億多人口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正常需求，滿足人們*基本的生存，還要進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現在教育、文化傳承、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經濟緩沖等方面，承擔的任務更加復合而繁重。

　　在對城鎮化問題進行國際比較時，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各國的城鎮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東京地區居住著超過全國1/4的人口；韓國的首爾地區居住著約占全國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國，總人口8400多萬，全國有11個都市圈，2065個各類城市，但人口超百萬的城市只有3個，柏林340萬人，漢堡170萬人，慕尼黑120萬人，三大市合計人口只占全國總人口的7.5%。第二，各國城鎮化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銀行的統計，2016年日本人口城鎮化率為92%。但日本認為這是按“市”的行政區域作的人口統計，而日本自身的統計中沒有“城鎮化率”這個指標，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標，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總人口超過5000人則為“人口集聚區”。目前，日本全國居住在“人口集聚區”范圍內的人口，約占70%。第三，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關注如何保持鄉村的活力。如韓國搞過“新村運動”，日本實施了“鄉村重建”計劃。因此，實現鄉村振興是由我國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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