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下之于文明起源、農業起源、現代人起源乃至人科起源的研究，都偏重于同一個模式，那就是尋找其標志性特征。于文明起源，其標志包括文字、金屬冶煉、城市、國家政權；于農業起源，則包括定居、陶器、磨制工具、馴化動植物；于現代人起源，則是藝術品、復合工具等；于人科起源，則是直立行走、工具制作等。考古學研究中頻頻爆發的有關文明起源的爭論，圍繞的中心就是這些標志的普遍性與局限性，如南美早期文明就沒有文字與金屬冶煉，游牧社會的政權沒有穩定的城市。至于復雜社會的組織形態，更是千姿百態，任何標準都有簡單化之嫌。這種關注標志特征的研究非常具體、便于操作。不過，這種研究方式是還原論式的，忽視了文明發展的整體性。文明起源仿佛是星星之火，點燃之后逐漸擴散，我們可以稱這種解釋為“火種模式”，研究的目標就是尋找*早的文明萌芽以及文明擴散的證據。但是，這種模式既不能解釋文明何以能夠發生，也無法解釋歷史上中國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何以能夠存在。因此，我們需要新的視角：一種強調整體性的視角，或可稱為體系的視角。

　　文明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

　　體系的視角與流行于當代世界史與社會學研究中的“世界體系”理論近似。沃勒斯坦的這套理論原來用于晚近世界歷史的分析，強調經濟上的聯系。布贊與利特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國際體系理論，并擴展出“前國際體系”的概念，它適合用來探討文明起源。國際體系理論更強調體系內部不同層次單位（體系、次體系、單位、次單位、個體）在不同部門（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之間的互動關系。不論是世界體系還是“前國際體系”理論，都偏向在整體性的基礎上考慮社會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些理論具有豐富的內涵，而不只是一個框架或籠統的觀念，可以成為我們解釋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作為體系的文明，其中不同層次的單位具有多部門的互動能力，這種互動可能在定居聚落、酋邦、國家這三個不同復雜程度的社會組織（這些定義仍然是概略的，實際形態更加復雜多樣）中進行，通過不斷整合，*后形成文明體系。文明從來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一直存在于社會互動之中，在互動過程中塑造出體系。

　　中國文明的起源就是一個體系的形成，而不只是某個地方率先出現某些文明的特征。我們去良渚國家考古公園參觀，會看到一句話——“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圍繞良渚遺址的一系列發現，可以把我們對中國文明的認識扎實地推進到距今五千多年前。但是，我們還需要看到，良渚只是這個時期中國文明的一個代表，從北方的紅山文化（也可以稱為文明）、山東的龍山文化，到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稍晚還有陶寺、石峁古城的驚人發現，可謂群星璀璨。此時，我們不能沒有疑問，為什么這些文明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為什么它們之間具有相當的共性，而在周邊地區卻沒有看到類似的文明形態？比如，良渚與上千公里之外的石家河、石峁在社會發展的相似程度上，高于毗鄰的福建地區。由此，我們不能不從體系的視角來考察，也就是說，中國文明興起的時候，它就是一個體系。

　　立足于共同的基礎

　　為什么會存在這樣一個共同的體系呢？因為它立足于共同的基礎，這就是我們的第二點認識，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農業是文明的基礎，農業提供文明社會所需要的生產剩余，支撐精英階層及其附屬專業群體的存在，其中包括專業化的手工生產、軍隊、官僚階層等。從民族志中我們知道，少數依賴水生資源的狩獵采集者社會，尤其是在近海海洋資源豐富的區域，存在人口稠密集中的復雜社會，如北美的西北海岸。但是，這樣的社會規模和復雜程度，與立足于農業的文明社會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社會建立了國家與城市。史前文明的形態各異，但其經濟基礎都是農業，無一例外。當然，我們對農業的定義需要澄清，它不同于狩獵采集從自然界中獲取食物，而是通過馴化、栽培來生產食物，其中包括畜牧、游牧以及以種植根莖為主的園圃農業。農業生產需要穩定地控制資源，不論是動植物、田地、草場、水源還是人口?？刂茖е聸_突，而管控沖突則導致更復雜的社會結構。

　　中國史前農業*早起源于兩大區域：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更準確的說法是華北與長江中下游的山前地帶與盆地邊緣區域。除此之外，在華南地區發展的是一種混合根莖種植、狩獵采集以及漁獵的生計方式，考古學家稱之為“低水平食物生產”（更原始的農業）。距今8000年前后，史前農業開始逐步向平原地區擴展，以獲得更加平坦、更肥沃、更容易灌溉的田地。當然，開發這樣的田地，需要排干沼澤或抵御洪水，這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也需要更復雜的社會組織。此時涌現出了以遼西的興隆洼文化、華北平原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山東后李文化、隴東大地灣文化、關中老官臺—李家村、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長江下游的上山文化等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學文化。它們的發展程度和形態類似，時間階段大體相當。而由它們發展出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區，正好也是中國史前文明體系所覆蓋的區域。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農業起源滋養并限制了中國史前文明體系的范圍。

　　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起，史前農業形成了完善的文化生態體系，不僅有馴化的作物，還有家畜，以及配套的工具與社會組織管理能力，它開始向周圍邊緣區域擴展。中國史前文明體系仍然是以上述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農業擴散的區域是文明體系的影響區域。這些文化區可能與邊緣區域互動關系頻繁，比如，遼西地區與東北以及草原地帶的交往，應該比中原更加便利，但是在文明的發生上，遼西與中原的關系，較之與東北和草原地帶的關系更為密切。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文明的基礎是農業，沒有農業社會的長期發展，就不可能形成文明，而這些邊緣地帶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雖然后來有農業擴散過來，但其發展水平無法與中心區域相提并論；二是農業社會之間的互動問題，盡管東北、草原地帶距離遼西更近，但由于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差異巨大，它們之間社會互動的層次、渠道，不如遼西與中原地區之間的互動深入和豐富?？梢姡拿黧w系內成員之間互動的層次與渠道，要多于成員與周邊地區之間的關系，空間上的距離并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農業社會締造史前文明體系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史前文明體系在農業起源的早期階段就已經奠定了格局，至少是在距今8000年前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有的觀點將其定義為新石器時代中期）涌現出來之時。農業起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舊石器時代末期就已經開始，持續長達七八千年。距今10000年前后，長江中下游地區、華北出現了農業起源的萌芽。時隔2000年左右，出現了一系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然后形成不同的地區中心，并開始影響周邊區域。

　　不過，在中國史前農業發展過程中，有兩個例外，一是華南地區，作為農業起源的另類區域，其新石器時代萌芽（如磨制石器、陶器等）的出現，甚至早于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但是谷物農業在當地的出現則晚得多；二是四川盆地，它的表現正好與華南地區相反，其新石器時代開始較晚，但發展迅速，后來成為巴蜀文明的中心。究其原因，那就是史前時代四川盆地發展農業的條件優于華南。隨著史前農業的擴散，周邊區域逐漸融入中國史前文明體系。另一種模式是在農業邊緣地帶發展出游牧經濟，這不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生計方式，它與谷物農業社會形成共生關系。傳統觀點強調兩種社會之間的沖突，而忽視了它們仍然屬于同一個體系。這個中心—邊緣的結構，構成后來中國文明體系發展的基本特征。

　　我們對這個體系的追溯是有限度的，基本止于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再往前追溯，已知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格局與作為體系的中國文明之間，結構差異較為明顯。舊石器時代晚期后段，中國北方地區流行的是細石葉技術，其分布范圍還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西伯利亞乃至北美西北部。它作為一種標準化的技術策略，非常適合高度流動的狩獵采集生活，它的流行與末次盛冰期前后開闊的冰緣和草原環境密切相關。而在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這個階段盛行的是一種以燧石小石片為代表的技術，石器技術的面貌遠比北方豐富多樣。這種南北相對的格局一直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早期，跟我們在新石器時代看到的由諸考古學文化譜系所組成的文化格局明顯不同。這說明，中國史前文明體系是農業社會發展的產物，與狩獵采集時代的關系較遠。

　　可以確定地說，中國文明體系的格局是距今10000年前后奠定的，其中包含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兩個農業起源中心。這個格局支持了中國文明綿延五千年而不絕的發展，直到近代，才被以工商業為中心的文明所打斷。從這種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國文明體系進行了*程度的轉型，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折之中，中國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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