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將農貨上行視為一場重配農業生產要素的“革命”，那么這場“革命”已經完成了啟動階段的工作，進入了自我驅動的蓬勃發展階段，可以從三方面得到驗證。

　　農貨上行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與工業品下行的迅速增長相比較，雖然從*數量上看，農產品上行相對滯后，但一直保持超高速增長。2012年農產品網絡零售額為198.6億元，到2018年增長到2305億元，增長了12倍。其中，2012年生鮮農產品網絡零售額為36億元，到2017年達到1418億元（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發布的《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8》），增長39倍。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平均增長25.4%來計算，2018年生鮮農產品網絡零售額不低于1778億元，較2012年增長50倍。

　　指數型高增長的趨勢仍在延續，總體看，我國的農貨上行正在步入高速成長的通道。而農貨上行對于農村地區擺脫貧困，助力中國在小農社會背景下實現國家現代化具有決定性作用。

　　以迅速成長的電商巨頭拼多多扶貧助農的發展歷程為例：2018年度，拼多多平臺農產品及農副產品訂單總額達653億元，較2017年的196億元同比增長233%。截至2018年底，拼多多平臺注冊地址為*貧困縣的商戶數量超過14萬家（經營類目以農產品和農副產品為主），年訂單總額達162億元，預計帶動當地物流、運營、農產品加工等新增就業崗位超過30萬個。

　　農貨上行的渠道短鏈化。當前，批發市場在農產品流通中仍然發揮著主渠道作用，占70%左右。雖然許多城市的農產品批發市場處在外遷的壓力中，但是農產品批發市場的交易量、交易額仍然穩步發展。這意味著大部分農產品仍然需要經歷“農民—小商販—產地批發市場—商販—銷地批發市場—超市/菜市場—消費者”這6個環節。

　　實際上，近幾年上述六個環節中的前六個主體都在試圖構建從本環節出發直達消費者的線上供應鏈條。例如：從農戶出發直接到消費者的社區電商通道“社區支持農業（CSA）”正在蓬勃發展；從批發市場出發的電商通道如“深圳農產品”的網絡交易市場、岳各莊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網上交易正在不斷發展。短鏈化的渠道逐漸將干果等易于分銷儲運并適應網商物流模式的高附加值農產品從傳統批發市場分離出來。

　　贏利點初步顯現。農貨上行的飛速發展有望助力破解小農戶經營背景下的國家現代化難題。要在小農背景下實現國家現代化，總體來說，必須要重組舊式、低效、高損耗、高成本的體系，同時需要：破解“種菜賠，買菜貴”的難題；破解整個產業鏈對勞動力（分散的小商販）過于依賴的難題；破解整個產業鏈“低質量、高風險”的難題。農貨上行通過全要素重組，已經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首先是“種菜賠，買菜貴”的難題得到初步破解。無論是基于消費者定制的C2B和C2F模式，還是經紀人、批發商、零售商直接通過線上平臺銷售給消費者的B2C模式，以及基于體驗式消費的O2O模式，都能夠明確實現：生產者的利潤大幅增加，同時消費者的消費體驗也大幅升級，呈現出多贏的帕累托改進。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火熱的“拼農貨”模式，正在努力為分散的農產品整合出一條直達消費者的快速通道。經由這條通道，吐魯番哈密瓜48小時就能從田間直達消費者手中，價格比批發市場還便宜；一度滯銷的河南中牟大蒜，打包賣到了北京，價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經由這條通道，平臺將全國貧困縣的農田，和城市的寫字樓、小區連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可持續扶貧助農機制。

　　其次，無論是哪種形式的農貨上行模式，都會大幅降低整個產業鏈對勞動力（分散的小商販）的依賴程度。換句話說，解放了大量勞動力，并且為原價值鏈增加了更多附加值，并由此吸引了新的才能型生產要素。比如，網紅+網絡直播的模式，就吸引了更多有稟賦的人才加入到產業鏈中，同時節約出大量非技能型勞動力到制造業或服務業，以此來對涉農勞動力要素進行跨時空重組。

　　其三，網絡直播的形式也把地方政府的信用引入到價值鏈中，出現了很多“縣長”用電商平臺推銷本地農產品的案例，進而呈現出：“生產者賺錢，消費者放心”的雙贏局面，成功破解了原產業鏈“質量低、風險高”的難題。現實中，地方政府與互聯網電商平臺采取全新的合作模式，不僅可以幫助傳統的落后地區突破資源稟賦的制約，甚至可以將過去的“劣勢”變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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