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文件要求，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資本下鄉，讓資本扎根土地、服務“三農”，是實現這一要求的必要之舉。然而，*近有媒體調查發現，在一些地方，下鄉資本“跑路”、涉農項目爛尾；土地流轉出現糾紛，農民利益受損；流轉土地出現“非糧化”“非農化”現象。這讓人思考，如何確保下鄉資本真正為鄉村振興服務？

　　振興鄉村，離不開資源投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無論稅收、農產品還是廉價勞動力，“取之于農、用之于城”的情況多，人財物的主流向是從農村到城市。今天，要實現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城市的資源尤其是資本反哺不可或缺。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加快制定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某種程度上，集體土地“三權分置”、允許經營權流轉，也是希望工商資本為鄉村振興發揮杠桿作用。引導有實力的公司加入運作，既能利用農村閑置土地、整合農業生產要素，也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加速脫貧步伐。

　　資本下鄉的積極意義值得肯定，相關部門也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發揮資本作用、有效防范相關風險。但現實同樣提示我們，不能忽視潛存的問題。關鍵在于，如何有效防止資本跑馬圈地、視下鄉為短期政策套利，*終“跑路”“爛尾”?，F實中，一些項目追求利潤、盲目上馬，卻因無法抵御風險造成“毀約棄耕”，導致農民利益受損。因此，應當在土地流轉時建立識別機制，引進真正愿意深耕當地的資本力量，同時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對資本率性退出設置應有的“閘門”。架設好必要的“防火墻”，才能更好地發揮資本下鄉的作用。

　　讓資本安農富農，具體而言，還有賴于建立更加牢固的利益聯結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例如，活用長期購銷合同，實現企業與農民的“共進退”；實行租金預付制度，減少土地流轉風險；創新農產品價格保險，應對市場波動風險，等等。很多時候，個體農民甚至村集體的談判能力不強，也呼喚地方政府積極介入到維護農民利益的進程中。此外，地方政府或部門也應克服功利心態，比如不顧地方實際、忽略農民意愿，將小農業強扭成大農業。

　　大國小農，是中國農業的基本面，決定了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努力方向；農業人口近半數，是中國*的國情，意味著“三農”問題事關社會穩定。因此，既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同時，更要牢牢把握中央精神，“始終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農民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以農民之心為心、蹄疾步穩地推進改革，應成各地探索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基本遵循。

　　1979年初，面對悄然生長的包產到戶實踐，質疑之聲四起。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說：“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的政治。”今天，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想盡一切辦法振興鄉村、發展農業、造福農民，是新時代的要求。用好資本力量、增進農民利益，中國農村必能釋放出更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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