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農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保障，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更是農村婦女的命根子。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盡管婦女能頂“半邊天”，但在土地承包權證上，卻鮮有婦女的名字。同時，“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使得婦女對于家庭共有財產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無法得到保障。而絕大多數農村婦女離婚后如果不能及時再婚，就會陷入“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錢無一分”的悲慘境地。如何讓保障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精神獲得真正落實，已成為鄉村振興和農村改革發展中的重要議題。

　　外嫁女要求平等補償得到法院支持

　　近日，全國婦聯聯合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中國女法官協會、中國女檢察官協會、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女律師協會發布了第二屆“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案例”。其中就有一件涉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的案件。

　　肖某某自1987年出生后戶口一直隨父親落戶在海南省海口市某村，戶口被政策性“農轉非”后，2005年發放的肖某某家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記載肖某某系承包共有人之一。

　　2014年肖某某與陳某登記結婚，但沒有居住在丈夫戶籍地，沒有分配到土地和任何安置補償，戶籍仍保留在娘家村。2015年到2016年，肖某某娘家村三次向村民發放征地補償款，均以肖某某已出嫁為由拒絕向其發放。為此，肖某某起訴娘家村村委會要求獲得平等分配。而肖某某的娘家村認為，已婚女性應當隨丈夫居住，因此不具有娘家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應享有分配土地補償款的權利。

　　海口市秀英區人民法院認定，此案爭議焦點是原告肖某某是否具有被告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并非村委會聲稱的承包地征收補償費用分配糾紛。因此，法官根據海南省*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從肖某某戶籍是否在該經濟組織、是否實際居住生產和生活在該經濟組織、是否以該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三方面因素進行考察，認為肖某某具有娘家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依法應當享有與被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等的權利。根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規定，法院*終判決肖某某有權取得與其他村民同等數額的征地補償款。

　　近年來，在國家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法律法規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標準的規定尚屬空白。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做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工作，解決成員邊界不清的問題。同時強調“成員身份的確認既要得到多數人認可，又要防止多數人侵犯少數人權益，切實保護婦女合法權益。”

　　全國婦聯權益部部長、法律幫助中心主任高莎薇表示，這起案件中，海南省*人民法院通過制定《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提出不以婚嫁或性別作為資格認定的條件，符合憲法法律規定和中央的政策精神。同時，此案承辦法官通過有理有據的司法判決，一方面保障了“外嫁女”和隨其生活的未成年子女的權益；另一方面也對當地集體經濟組織有示范引導作用，有利于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在農村地區的落實。

　　維護農村婦女財產權益 需有法律明確規定

　　“2016——2017年全國婦聯本級收到婦女土地權益相關投訴8807件次，比前兩年增長了182%。”這是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原副主席崔郁在談起維護婦女土地權益時，提到的一組數據。“這說明在我國廣大的農村，仍然存在‘嫁出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或者‘嫁進來的媳婦分不到地’的情況。同時，也說明農村婦女要求保障財產權益的意愿和意識越來越強。”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隨著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農村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改革試點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不斷推進，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戶家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越來越穩定地帶來財產性收益，權利流轉可以獲得不菲的補償性利益。在這一背景下，維護女性村民的權益就顯得更為重要。

　　目前，在我國廣大農村，財產權益是以農戶家庭為單位來保障的。如《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土地管理法》明確我國農村家庭實行“一戶一宅”的宅基地分配規則。“一戶”即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共同使用、共同收益、共同處分土地這一重要的生產生活資料。按照“從夫居”的傳統，農村婦女在成年前后至少分別屬于兩個家庭的家庭成員，離婚再婚婦女則更為復雜，婦女依據自己家庭成員的身份而獲得的土地承包權益和宅基地使用權既不穩定，也不長久。

　　全國婦聯在調研中發現，很多地方在土地確權、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及征地補償分配過程中，由于現有法律和政策都沒有明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的辦法，很多地方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工作交由村委會，通過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決議的方式進行，使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婦女易因婚嫁喪失成員權利。

　　“這些村規民約或利益分配方案違反男女平等憲法原則的規定，卻沒有有效的違法糾錯機制。”崔郁說，這就需要在立法中明確家庭成員對家庭財產享有平等權益，并加快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或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應當遵守男女平等原則。比如在正在修改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增加“農戶內家庭成員依法享有平等權益”的原則表述。與之相配套，在正在編纂的《民法婚姻家庭編》中明確“家庭成員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家庭共有財產，家庭關系解體時，可以獲得合理補償。”

　　“目前沒有土地的農村人群中，農村婦女占70%。其中，從未分過土地的占26.3%，因結婚而失去土地的占43.8%，因離婚而失去土地的占0.7%。”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河南省委主委張亞忠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交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的建議》中，同樣提到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損的問題。

　　張亞忠認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到侵害后，缺乏有效的法律救助，是侵權事件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有的地方法院要么對農村婦女土地維權案件不予立案，要么因法律規定不明確難以公正判決，要么判決了卻執行不了。”張亞忠說，司法機構應有針對性地提供救濟措施，特別是針對文化程度不高、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婦女，在訴訟中應開辟綠色通道，簡化法律訴訟程序。建議在農村社區推行社工組織，通過社工鏈接政府、婦聯、社區、村委等機構的資源，對土地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村婦女實現多元化救助。

　　要讓確權登記簿上寫上婦女的名字

　　“我們希望農村婦女，不管是嫁出女還是嫁進女，至少能保證一方是有權利的，不能兩邊都失掉。農村土地確權，一定要寫上婦女的名字。”崔郁介紹，2014年農業部與全國婦聯在總結安徽鳳陽等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以會談紀要的形式共同推廣試點地區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有益經驗，提出“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簿和權證上寫上婦女名字”，以實現農村婦女“證上有名、名下有權”。為此，農業部新頒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要求記載承包方家庭成員的名字。“從試點地區的實踐經驗來看，獲得登記的婦女在村組決策中的地位和話語權有所提升，同時也更樂于參與新農村建設和社會治理，體現出主人翁的姿態和積極性。”

　　在2016年12月，國土資源部也曾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登記發證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第八條規定：“農村婦女作為家庭成員，其宅基地權益應記載到不動產登記簿及權屬證書上。農村婦女因婚嫁離開原農民集體，取得新家庭宅基地使用權的，應依法予以確權登記，同時注銷其原宅基地使用權。”但在全國婦聯委托農業部農研中心在固定觀察點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目前仍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沒有登記姓名，有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權證上沒有登記姓名。

　　為此，崔郁建議，民政部應加快出臺規范村規民約制定程序的有關政策，通過明確議事原則、增加前置合法性審查程序等，引導村民在民主決策中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維護農村婦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農業部、國土資源部也應考慮將是否登記包括婦女在內的家庭成員姓名，作為土地確權登記完成驗收工作的重要指標，落實有關政策文件的規定。

　　“許多農村地區的村規民約與政策法規相抵觸，存在著侵犯婦女土地權益的內容。”張亞忠說，比如對未婚女子不分配土地或者給予未婚女子少于男子的土地；外嫁婦女戶口必須遷出本村，收回其結婚前在娘家承包的土地；強制收回離婚婦女、喪偶婦女的土地等。現有的法律對村規民約的監督制約也是一個盲區。“應當強化村規民約的審查和修訂工作，依法取締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村規民約，明確和制定政府監督、管理村規民約的相關權限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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