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中的中國社會，鄉村治理是一個重大的新課題。鄉村出現“一管就僵，一放就亂”的現象，與鄉村自治能力不足有關系。加強管理本是為了讓村級組織有序運行，放權松綁則是為了提高基層人員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但實踐中有的地方工作做得不實不細，該管的地方不管、該放的地方不放，說起管理就是“一禁了之”，說起“放權”就是“一放了之”，導致治理亂象。

　　鄉村自治能力匱乏，一方面源于村級治理主體能力弱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年輕村民外出務工較多，部分選拔上來的管理人員綜合素質不高，與村民溝通交流不暢，管理方式簡單。有的人對于如何提升鄉村自治能力存在本領恐慌，跟不上新時代的節奏，導致村務治理能力明顯滯后，一定程度上存在對上級部門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行政治理思維根深蒂固，影響鄉村自治能力的提升。在現行組織架構和功能中，村委會承擔了一部分行政管理職能，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農村根深蒂固，弱化了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方面的作用。同時，大量具體工作在基層落實，行政成本壓力增大，各種事務、考核、評比讓人疲于應付，無法集中精力、放開手腳開展村民自治工作。

　　鄉村自治呼喚治理理念變革。放權，要有所放，有所不放；監管，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鄉村自治并不是自由散漫、任意而為，也不是管得過多、過死，而要由“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與民共治”轉變。從村民的切身利益出發，才能知道哪些該管、哪些該放，該怎么管、該怎么放，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革除基層管理的積弊，規范鄉鎮對村民自治的指導和監督。明確上級部門的職責范圍，從理念、體制、方式上實現從傳統管制、管理向治理的轉變，切實將工作重點轉到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務質量上。轉變治理理念，打好放權、監管、服務的組合拳，增強鄉村自治的整體性、協同性，保障村民的決策權、參與權、知情權與監督權。

　　鄉村自治亟須念好“三治經”。缺乏相關細則，沒人牽頭管理，問題解決不了；相關制度不合理，流程很繁瑣，村民又難以執行。管也不是、放也不是，還是因為治理體系不完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村民自治是基礎，村民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鄉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內生動力，提升鄉村自我管理、服務和監督水平。法治是保障，村民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有法可依、有條不紊，才能在村級組織“去行政化”方面發力，讓基層自治組織回歸群眾性和自治性。德治是支撐，加強道德建設，改變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的做法，努力提升自治與法治的效能，提高鄉村治理的水平和質量。建立容錯糾錯機制，給真正能干事、愿干事者營造更加寬松的工作環境，推動鄉村自治走上善治之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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