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鄉村是人類文明世界的兩個空間實體，彼此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和互動關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目標任務，這是黨和政府著眼于世界城鄉關系發展規律、我國城鄉關系發展實際和未來城鄉居民*福祉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但如何從哲學視角深入探究其科學合理性，仍然是一個亟待求解的重大理論問題。

　　城鄉融合發展標示著城鄉關系發展的*階段，是一種合乎規律的發展。

　　城鄉關系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產物。城鄉融合是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城鄉社會的理想狀態，也是我國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理性選擇和實踐探索，體現了城鄉關系發展的合規律性。

　　城鄉融合體現了人類對城鄉關系發展的規律性認知。在人類社會初期，由于生產力低下，社會分工極不發達，農業與畜牧業、手工業直接結合在一起，整個社會呈現為混沌性、同質性的空間聚合體，既沒有城市也無所謂鄉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討論“臨海城市”時就深刻揭示了城市和鄉村的隔離狀況。城鄉對立*初表現為鄉村對城市的統治，住在鄉村莊園和城堡、作為鄉村社會代表的大小封建領主是城市的主宰，他們征收稅賦、攤派勞役，行使城市行政管理權與司法審判權。

　　隨著工業文明的崛起，城市生產方式取得了相對于鄉村生產方式的比較優勢，鄉村被納入城市生產體系。這種以城市為主導的城鄉對立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然而，城鄉對立也帶來了諸如鄉村的殘破和城市的畸形等空間極化問題，并逐漸成為生產力發展乃至恩格斯所稱的“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新的生產力將打破舊的城鄉對立而形成新的生產關系，城鄉關系必將由對立走向融合。作為一種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于一體的空間狀態，城鄉融合的規定性在于，它以城鄉之間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克服了由城鄉高度同質、城鄉分異所導致的外部性聯系；勞動分工超越了城鄉之別，異化勞動被消除，人們不再為生存需要被迫從事不喜歡的工作；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作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理論建構，馬克思恩格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前世今生”為時空視域，科學分析了城鄉關系由同一到分異再到融合的路徑，體現了城鄉關系的否定之否定規律。

　　城鄉融合是我國構建理想城鄉關系的必然選擇。在中國，城鄉關系走過了與上述相同的路徑，城市與鄉村經歷了“無差別的同一”、分離對立、趨向融合的過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開啟了對城鄉關系認識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強調政府資源的統籌分配；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更加強調以城帶鄉、以工促農；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更加強調城鄉之間的融合滲透、功能耦合、良性循環、同步發展關系。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發展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充分把握我國城鄉發展實際，提出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設，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任務，集中反映了黨對城鄉關系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

　　城鄉融合發展立足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是一種合乎倫理的發展。

　　發展作為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具有鮮明的價值向度。城鄉融合發展聚焦新時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倡導城鄉協調發展、農村優先發展，內蘊著城市和鄉村共建美好社會、共享發展成果的價值追求。

　　堅持協調發展，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城市與鄉村是一個相互依存的空間共同體；城市與鄉村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存在著城市和農村發展不平衡問題，發達的城市和落后的鄉村一度共處于城鄉空間，形成了空間極化現象。為解決不平衡問題，黨和政府強調堅持協調發展理念，促進我國城鎮化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一方面，以政府為主導擺脫城鄉二元體制的束縛，消除城市對于農村的“虹吸效應”，積極引導資本、人口、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促進產業發展融合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基礎設施聯通化、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另一方面，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城鄉之間取長補短、互通有無、優勢互補，推動城鄉要素公平交換，形成工農互惠、城鄉融合的新型城鄉關系，打造城市繁榮的活力空間，夯實鄉村振興的動力基礎。城鄉協調發展是解決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舉措，反映了城鄉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特征，體現了城鄉共擔發展責任的倫理要求。

　　倡導優先發展，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推動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對解決好“三農”問題具有基礎性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農民生活得以極大改善，但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仍然突出。為解決這一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一方面，牢固樹立共同體思維，科學理解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的關系，積極探索“三農”優先發展的政策導向，激活農村的內生發展動能。另一方面，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有效促進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持續推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提升農村的“內在氣質”和“外在顏值”，強健農村發展的“骨骼”和“血肉”。農村優先發展是縮小城鄉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是解決我國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的重要舉措，體現了城鄉共享發展成果的倫理要求。

　　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條件，是一種合乎人性的發展。

　　人是發展的目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城鄉融合通過聚集城鄉優勢滿足人的需求、發展人的能力，體現了人性尺度上的革命。

　　充分滿足城鄉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人的全面發展有著內在的生活邏輯，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美好生活，人們留在鄉村也是為了美好生活。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呈現為多樣化和高品質，人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種內蘊城鄉生活要素全面性規定的美好生活，只能通過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才能實現，也只有城鄉融合才能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要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推動城鄉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多個方面共同發展，充分發揮滿足人們需要的城市功能和鄉村功能。滿足城鄉人民對城鄉美好生活的需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充分發展城鄉人民的多方面才能。能力提升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城鄉融合的空間共同體內，人們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它使人逐漸擺脫“城市人”與“鄉下人”等不合理社會關系的束縛，向著“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能獲得無數社會關系規定性的方向發展。城鄉融合消除了舊的社會分工，城鄉居民可以平等地接受生產教育，可以依特長變換工種，每個人都可以在*合適的崗位、行業與區域從事勞動，人們可以平等享受發展成果，平等地獲得人生出彩的機會，以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城鄉勞動者是生產力發展的*要素，推動“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進而提升勞動者能力；強調“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進而提振勞動者精神。多方面發展人的才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觀點，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夯實了能力基礎。

　　城鄉融合發展是一種合規律、合倫理、合人性的發展，它深刻回答了城鄉關系發展的歷史趨勢、價值取向和*目的，為我國建立健全城鄉融合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凝聚城鄉發展合力、實現城鄉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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